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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有关中国数学家完成了庞加莱猜想的“封顶”之作，最后解决了这一百年世界难题的重大报道，使许多中国人为之振奋，为我们数学家所取得的骄人成绩感到自豪，笔者更为完成这一杰作的二位数学家在成果和媒体面前所表现出的风范感到钦佩。丘成桐先生“也许是害羞，也许是怕了中国的媒体，我代替他们接受采访”的一席话令人感慨，使人不但为当事人的谦恭所感动，也为丘先生甘为人梯的伯乐精神而感叹。
接下来，我却听到了一些数学家的不同声音，认为“封顶”之作不假，问题是像一座伟大的建筑一样，一般看法是功劳主要归功于建筑的设计者，而不是封顶者。贝聿明好像没有给他任何的一个建筑封过顶，但世界还是公认他是伟大的建筑师，却不记得谁封的顶。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我一方面倾向于这是“国人嫉妒和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在作怪”的看法，一方面觉得如果不用“封顶”这种无法定义的模糊语言来描述如此精确的数学杰作是否会更好。事实上，我更赞同“临门一脚”的说法，毕竟踢球时谁进球谁得头功，哪管球是如何传来的。为此，我更期盼着争论中所提到的即将来到的国际数学界的评论。
几天前去波士顿开会，不曾想却与一篇相关的评论不期而遇。7月21日《华尔街日报》一篇《据信重要的数学问题被隐士般的俄国人解决》的文章让我大吃一惊。我吃惊不是这篇文章把解决庞加莱猜想的功劳一古脑地全归于俄国数学家Perelman，甚至把中国数学家的贡献排在其他外国数学家之后，也不是吃惊Milnor教授对中国学者工作的评语居然是：Throwing “ a monkey wrench ” into the question of who gets credit.我吃惊的是：偌大的中国媒体界，上上下下这么多的研究人员怎么会卷进这样的一场“世界性”的争执，这种局面应该发生吗？这种事情对中国科学发展产生的是何种影响？这样下去，不管大家的主观愿望是如何的纯正无邪，可客观上数学研究是否也要被无奈地“忽悠”起来？
笔者不是数学家，无法对如此高深的数学问题作出判定，更不赞成由记者或作家的笔中得出是非与胜负。英语也不是我的第一语言，开始我甚至拿不定“Throwing a monkey wrench”在此的确切意义，还希望是“扔进一把可调板手”完成“封底”之意。可Urban Dictionary 毫不留情地告诉我，Monkey Wrench: To Sabotage or Disrupt即“捣蛋”或“捣乱”之意。中国数学家的工作居然成了争名夺利的“捣蛋”了？
一个甚至几个单位或个人卷进如此的争论或许不是什么问题，但一个国家的名誉有可能为这样的争论“背书”时，这就可能成为一个大问题。任何一个对团体有责任心的人，都应尽力避免使团体的利益卷入这种风险之中。学术问题不应由媒体影响力来解决；国家的声誉，即使可能性十分小，也不应被拖入学派甚至门第之争。近来网上数学界的论争几乎成了金庸武侠小说的“数学”版，这对大家饭后娱乐或许有利，可对数学的健康发展难以产生正面的影响。有时善良的出发点、正确的观点，往往导致不良甚至错误的结果，这虽不是理性数学的逻辑，但却是人性数学的必然。任何有责任的学者对此应有更深更全面的思考。
此外，对数学的局外人而言，这场争论所引起的哥德巴赫猜想与庞加莱猜想谁更重要之话题，似乎是社会与科学认识上错位的结果而已。任何成果的意义与重要性，应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对地考虑与评价。祖冲之算出圆周率的几位数就被称为中国乃至世界上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今天你就是算出其百亿位数也一定称不上伟大。就中国“文革”时的状态，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结果是沙漠之花，其震撼力与今天的许多工作无法类比，所以许多更好的成果也难以期望得到类似的反响。而且，我们还必须“认命”，承认“运气”的作用。不论是个人的才能、个人的成果，还是个人的名声，许多时候三者之间在一定层次上是“无关”的。再者，当年徐迟有关《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的确为宣示科学春天的到来起了作用，也鼓动了不知多少青年学子献身数学，但科学毕竟不能通过文学或媒体来推动。徐迟之杰作是否在当时产生了过度的影响，应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当再期望甚至“制造”昔日“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效果。
最后，我们对数学这一学科在国家整个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读大学时曾读过上世纪初著名的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的传记。当时数学的辉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数学家们也在“争斗”，但大家争的是谁提出或解决了更多更重要的数学问题。无论如何，那种“打起你的背包，到哥廷根去”的热烈场面不会再现。其实这是好事，是科学进步的体现，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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