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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财经3月讯 近日,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专访了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他当年被誉为经济学界的“京城四少”。多年以来,他始终为中国改革呼吁,对政-府干预提出批评。他怎么看当前的改革停滞?
刘伟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改革派的经济学者。如今,从“京城四少”到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身份有变化,但他对改革的热情未变。他的观点的核心,还是政-府退出市场,让市场资源配置。
对当前的通货膨胀,刘伟认为,不宜下猛药。他认为,通胀是政-府发了大量的票子造成的,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治理通胀应成为长期政策,而不能采取短期的猛烈措施。
在刘伟看来,和通胀相伴随的一个现象是,垄断国企是有钱不愿投资,而民营企业想投资却拿不到贷款,这是因为,金融市场化严重滞后。他说:“中国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本身就比商品市场化混乱,但是中国的土地市场化实际上比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更滞后。相对于土地要素市场化,中国的资本市场化,包括货币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货币和资本,整个金融的市场化水平,比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水平还落后。因为它基本上是国家垄断的。”
作为长期呼吁要素市场化的经济学家,刘伟对政-府的各种政-府干预非常忧虑。他认为,政-府干预是有成本的。一是使得资源低效配置,损害经济效率,二是产生政治上的恶果。刘伟说:“政-府干预经济,特别是干预资源配置,行政权力直接卷入市场,可能出现一种局面,市场上的金钱找政-府的行政特权、行政审批权等等去寻租,形成比较广泛的权钱交易,这样的话就很可怕了。”
刘伟认为,权力和金钱的结合,会形成一个怪圈。他说:“我们可以想象到政-府干预的东西一定是稀缺的东西,越是稀缺的东西,往往政-府越要去直接控制。政-府越是直接控制,金钱和市场的货币力量,金钱的力量可能就越去找政-府寻租,搞权钱交易。”
刘伟呼吁,要继续坚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干预。如果不转变政-府职能,那么,政-府向百姓让利就不可实现,因为政-府有其财政约束。转变政-府职能也关系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好这一点,中国才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下为访谈实录:
治理通胀不宜下猛药
网易财经:您曾经说过,防通胀不要下药过猛,您为什么要这么说?
刘伟:我们现在的通胀形成的原因和过去是不一样的。很重要一个因素它是经济发展30多年以后,各种要素的成本到了一个大幅度提高的时期,所以它有需求拉升的同时有成本在推动。
从需求来说,反危机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一直到2010年出了大量的票子,在中国前后陆续在两年,不会超过两年时间里会转化为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什么我说中国现在治理通货膨胀不要下猛药?第一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从目前来看是比较深层次的,长期累计的,所以中国通货膨胀恐怕在今年,甚至到明年上半年是一个比较长的释放时期,一定要树立一个反通胀的政策,既然是长期的就不要追求短时期猛烈的措施,而是变成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刚才讲的,短期里采取紧缩银根,控制需求的办法解决不了成本问题。我们这次的通货膨胀很重要的是成本推动,成本推动要素价格上涨,再加上进口品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在上涨,石油、矿产品和农产品本身价格在上涨,进入中国国民经济的成本。紧缩银根对企业的成本,国际市场的价格,各种要素的费用上升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说,至少这两个方面,一个要有一个长期的观点,另外一个主要针对控制成本,而不是短期的紧缩银根,控制需求,并且控制需求如果过猛的话还有一个负面作用,中国现在不光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还有经济衰退的威胁,内需不足没有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没有完全真正的、健康的复苏。
无论是外需也好,内需也好,实际上并不牢固这个复苏,如果你紧缩需求,药下得过猛,包括货币政策如果紧缩力度过大,很可能加剧不稳定的经济复苏和衰退,那样的话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滞胀,一方面经济衰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失业率攀升,经济不景气,同时由于成本提高,形成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既伤了需求,伤了内需的扩大,影响了增长,又解决不了通胀问题,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说,解决通胀应当有长期的观念,同时短期内不要过于下猛药。
网易财经:刚才你提到了下猛药治通胀有可能导致既治不了通胀又会导致经济衰退,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既治理通胀,又让经济不衰退呢?
刘伟:这个谈起来可能需要采取很多方面的措施了,我个人认为,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看,短期来说,短期的经济宏观总量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效的组合和清晰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方向的选择,来同时兼顾通胀的控制和反萧条,反衰退的增长目标的实现。
这次我们主要是面对存在着总量的滞胀的危险,一方面内需不足的问题没有克服,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带来的影响余波尚存,有可能出现新的需求疲软,经济萧条,但是一方面大量的成本迅速提高,推动着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着,有可能出现滞胀这样一种总量失衡新的特点,这种情况下,货币和财政就不好简单的采取或者双扩张,双松,或者双紧张,双紧,这样可能产生矛盾。解决通胀的同时可能恶化经济萧条,解决萧条的同时可能激化通胀。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宏观政策的组合,财政和货币重新回到反方向的组合是必要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短期的政策就货币政策来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说,在中国现在解决这个问题,要注意它的需求效应的同时,要关注我们的宏观政策供给的效应,在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二者之间找到一种协调,这样的话,能使我们治理当前经济成本尽可能降低,效率能够尽可能提高。
所以恐怕现在中国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既要考虑货币也好,财政也好这些宏观政策的需求效应,但是你也要考虑它的供给效应,把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同时兼顾扩大需求,同时来降低成本,提高供给的能力,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目前宏观政策一个很重要的着眼点和出发点,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特别是对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一定要根据中国失衡的特点出发,中国现在的货币政策的问题,我们知道它和美国货币资本市场的失衡方向是不一样的,欧美国家这次它在货币市场上出现严重的失衡,货币资本市场上,方向是什么呢?首先是从银行部门,金融部门发生的危机,2007年6月美国开始了,然后蔓延到整个世界。
在欧美国家的市场,这次失衡过程中,金融类和非金融类的企业都缺钱,也就是对货币,对资本,流动性有强烈的需求。这就要求,美国的美联储,他的货币政策的基本倾向是什么呢?就是扩大流动性,放松银根,向经济当中尽可能的注入货币。
我们国家情况和它不一样,我们国家这次金融危机不是从我们这儿原发的,是从海外输入,海外输入是海外市场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的出口首先受到影响,和我们出口相关的企业拿不到订单,或者是停产,或者是减产,或者关门破产了,这些企业首先一个问题,他就没有对货币的需求了,它已经停产或者破产,它不需要资金了,这是一个。再加上我们国内内需不足的情况下,私人,也就是市场的投资者和消费者,本身需求不足,这个内需不足对交易性货币需求不足。
再加上我们的大企业,本身的创新力不够,特别是技术创新力不够。特别是国有大企业,尤其是央企有一定垄断地位,国家资本金注入的力度也在加大,融资渠道不断的拓宽,包括直接上市,它们有钱。它们有钱,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它就把大量的钱存在银行里,根本不需要在银行去贷款,它也不需要去投资,因为它一旦投资就是重复建设,所以他现在不投。在中国就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国有大企业,大部分企业没有有效的投资需求。
我们还有很多中国的中小企业,有一个跟国际社会很不同的制度背景。中国的中小企业在制度前提上,实际上有一个前置。所谓的民营,大部分中小企业是民营资本企业,民营资本企业和目前国有占垄断地位的金融体制,因为我们国家的金融资源90%左右是国有制的,工农中建这些大行基本上是国家独资的,一些股份制的银行是国家控股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垄断的金融体制和一个社会里的民营的、非国有的这种中小企业,它的金融服务的市场对接上存在着制度歧视,不可能让它公平的准许它去运用资本市场或者货币市场的。所以这些中小民营企业,即使有需求,有对货币,对资金的需求。垄断的国有制控制的银行体系,对它这种需求在是很难通过市场手段有效、及时、充分的满足它的。它不承认它的需求。
当然民营企业本身有抵押问题、担保问题,这些制度问题。但是由于我们的要素市场,特别是货币资本要素市场发育比较迟缓,制度创新比较滞后,所以使得这些中小民营资本如何公平的,有效的运用资本市场来融资,包括直接和间接资本市场融资,现在还需要一系列制度方面的障碍需要去处理和解决。正是由于中国目前的制度创新的滞后和技术创新的滞后,使得中国中小企业即使有需求也不形成有效需求,大企业它本身即使有钱,它也没有地方形成有效的投资支出。
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不足,大企业小企业都不需要银行的钱,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同时,流动性相对过剩,相对于需求来说,流动性是过剩的,是这种局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采取适度紧锁的货币政策,收紧过剩的流动性。这是中国货币政策和美国,欧美国家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