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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他提出的城乡二元结构成为今天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起点。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既可以看到“人口红利”，也可以看到“人口诅咒”。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特别是农村劳动力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有两位学者，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使之更加符合实际。他们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耕地面积有限、生产技术的制约，农业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零，导致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工业相对而言，具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对于劳动者的需求旺盛，促使农村劳动者向城市转移。由于低廉的劳动力，经济享受到了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出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二阶段，随着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数量持续上升，相比较而言，农村劳动者人数有所下降。这时，农业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提高，农产品价格上涨，特别是沿海地带的工厂人员感受到竞争的激烈，在外地生活成本上涨，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导致竞争激烈。使得一部分劳动者愿意在家乡或者附近就业，而不是一味的奔向沿海地区。此外，由于农民工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和公平对待，许多地区出现了招工难，工人们的工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加。
第三阶段，当农村和城市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农村和城市工人的工资基本相等。部门之间的发展达到均衡，经济转向城乡一体化。
从第一到第二阶段，是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民工的工资上涨，农村的边际生产力提高。从第二到第三阶段，是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表明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城乡一体化的程度。
刘易斯拐点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原因，以及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目前，由于一些沿海企业感受到了民工难招，媒体对于民工荒进行了密切的报道，许多学者感觉中国可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我认为，他们主要说的是刘易斯第一拐点）。
但是我认为，首先从工资上涨的角度来分析。民工荒最主要是出现在春节前后，许多返乡的工人可能“一去不复返”。农民工在外工作，常年不能和亲人团聚，不仅要承受巨大的体力劳动，还要忍受心理压力。高涨的房价，使得许多在外务工多年的农民工难以望其项背，归家的渴望愈发强烈。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沿海大量企业辞退了民工，如今，经济复苏，需要民工的时候，却苦于民工荒。因此，现在许多企业愿意提供更高的工资、更好的住宿条件，来吸引工人。另外，由于通货膨胀，在外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上升，这也使得农民工要求企业涨工资。可是，民工工资上涨并不能说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持续的通胀拖动物价上涨，民工的工资自然是水涨船高。国际环境的变换，经济危机之后的复苏必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之前已经有大批回乡工作的农民工导致供给相对短缺。此外，国外一些制造业进入中国内陆地区发展，吸纳农村劳动力，与沿海企业形成了竞争的局势，而且许多内地的农民工更加愿意在家乡或者是附近工作，也使得农民工的工资在企业主的竞争中得到提高。我认为，刘易斯第一拐点中，农民工工资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农民工回流，与城市相竞争，农民工对于城市来说，不再是无限供给。那么这就要求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可是我们能在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上清楚看到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如果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达不到足够的水平，农民工的工资上涨也不会使农村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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