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郎赵之争”的一个问题

见仁见智，不管如何，我觉得郎的存在是必要的。近段时间我在狂看他的书。“三响炮”。

很多倒郎的人，没有哪一个提出一个真正有意义有力的证据说明郎的言论是错的。倒是拽到一个什么赵勇的同学与否问题这个辫子不放，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纠缠没有什么意思，关键是看他提出的问题哪些是错的，若是不能提出他哪个问题是错的，就说明他的言论有价值。同时，我相信郎这个不是胡乱编造的，很可能也是听别人说的，他也不可能为了这样一件事情的真实与否，而花费自己的宝贵的时间去调查一下，再出来说。所以，该认真的不认真，不认真的就搞得津津有味。

产权改革战略对法治发展的影响*—— — 产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译]

发表于：2006-9-12 22:15:48 作者：admin

[美]卡拉·霍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王燕燕(编译) 内容提要：当俄罗斯“大爆炸”式私有化开始时，西方对俄所鼓吹的主导范式是，只要授予 人们财产控制权就可以赢得他们对法治（能够保护私有产权）的支持。但是俄罗斯的实际情 况并非如此，本文构建了一系列简单的模型对此予以解释。模型集中分析了在均衡状态下抑 制法治需求的两种伎俩：1）资产掠夺，为人们延续非法治状态提供了机会；2)会导致对垄断 的保护进而阻碍那些支持法治的政治局外人的进入。此外，本文认为政治环a境具有公共物品 的特性。我们所给出的结论是，鉴于理性、政治环境的公共物品特性及均衡，“大爆炸”式 私有化后将很难产生对法治的支持。 关键词：大爆炸私有化产权资产掠夺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制度—— — 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即游戏规则—— — 能够形成激励，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经济学家们仅在不久前才开始研究游戏规则是 如何生成的，而不再单纯研究在一套既定规则下代理人的行为。当新古典经济学家最初研究 产权的构成时，很多学者都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认为是效率高低决定了制度选择（如德姆塞 茨1967；诺斯和托马斯1970）。事实上，我们在研究理想的竞争市场时，往往忽略了各种政治 活动的影响，常把这些活动模型化为带有外部性的市场中的活动或是讨价还价的博弈，这意 味着一个人应谨慎对待效率决定制度选择这一断言。在本文中，我们建立了一系列简单模型， 用以阐释转轨经济中产权的政治经济学。 1989—1991年间，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相继垮台，这使得我们有机会观察和影响一整套新 游戏规则的制定。在1990年代早期，西方关于转轨的主导范式是：授予人们财产控制权可以引 致对法治（能够保护私有产权）的政治支持!。在整个后共产主义世界里，西方援助者大力推行 “大爆炸”式的私有化—— — 大量国有资产被转移至私人手中，但是任何理论都没有解释前 述制度演进（私有化能引致法治）是如何发生的。事实上，在俄罗斯，在前苏联各个国家，在 捷克共和国及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这种制度演进。在很多学者看来，一个主要的原因就 是对法治的政治需求微乎其微。例如,blank等人, 所观察到的俄罗斯的情况是： 为了使人们支持对“新民法与商业法”的强化和实施，政府寄希望于广泛的私有化，但事 实上私有化后并未出现对新法的支持。相反，公司经理人和窃贼统治者反对强化和实施资本市 场法，他们不希望存在一个强有力的证券委员会或对假公济私勾当进行严惩的法规。 虽然在大规模私有化后会出现一些法律框架，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法律框架的出现未必就 意味着法治。我们将集中分析在均衡状态下抑制法治需求的两种伎俩： （1）资产掠夺：为人们延续非法治状态提供了机会。 （2）行贿：能够导致对垄断的保护进而阻止支持法治的“政治局外人”的进入。 本文共分为两部分，分别集中分析上述两种伎俩。第一部分分析一系列表面上有利于法治 形成的假设条件：政治权力被大大分散；投资者只有借助法治而非为自己“购买”规则才能保证 契约的履行；在法治状态下获得价值增值比在非法治状态下进行资产掠夺更能增进所有代理 人的福利。然而，我们将证明的是，可能会存在一个稳定的均衡，在此均衡状态下对法治的支持 力量微不足道。 第二部分分析“寡头垄断”。考虑到政治权力的不对称，一些人或许认为肆意利用自己拥有 的经济权势比通过法治能为自己攫取更多的租金。那些不希望确立法治的人可能会渐渐驱逐 渴望法治的人（渴求法治的人会形成对法治的强有力的经济支持）。此外，可以证实的是，转轨 进程中的改革顺序可能会影响到个别群体促成有害的或有益的制度整合的能力。 一、作为公共物品的政治环境 下面我们将阐述一个模型，假设存在一些对私有财产有控制权的人，就个体而言，他们无 从政府那里获得产权保护，但是只要这些需求法治的人足够多，那么这些人联合起来就可以 成法治。为简单起见，我们来考虑一个社会，此社会里可能存在的法律框架仅随着产权保护 围的变化而变化。在该模型中我们仅考虑两种可能的法律体制就可以了。就法治而言，我们 的是要明晰产权、实施产权、保障产权，以及用确定的规则解决各类产权纠纷。就非法治而 ，我们指的是这样一种法律体制：不保护投资者的收益免遭政府的任意征用，不保护小股东 权利，也不强制合同权利的实现"。 （一）一个静态模型 此模型是一个两期模型。每个代理人在第一阶段行使对企业的控制权，并在两种行为中进 选择： 增值（building value）：进行不可逆的投资以增加企业的价值。 掠夺资产：掠夺企业的资产，把资产转移至安全地方并攫取资产价值。 假定技术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如果能在第二期确立法治，那么每个代理人能够从投资中获 高额回报。然而，如果在第二期没有确立法治，那么投资收益就较低，这个设说明，某人只有 与经济中的其他主体进行合作、共同行动才能达到增值的目的。某人能够从法治中获益是因为 法治保障了产权，强制了合同的履行并扩大了其进入市场的机会；在没有法治的情况下，此人 可能都无法获取投资的收益。 另外一种替代增值获取收益的方法是，个人能够掠夺其控制的资产：把资产转移至安全地 方，同时不惜牺牲少数没有资产控制权的股东的利益，假公济私地攫取资产价值，耗尽资本存 量!。在仅以政府命令规定股东的大部分基本权利和公司治理规则的情况下，俄罗斯就推行了 大规模的私有化；从而给那些掌控公司的人提供了很多机会以牺牲小股东利益为代价攫取公 司价值，并得以侵吞公共资产。私有化使公司经理人攫取资产的能力得以膨胀，因为上述规定 使他们获得了更大的独立自主权。 假定人们在掠夺资产方面的能力是有差异的。把从每单位资产中攫取收益为q的一类人 定义为q类型人，有着更高" 值的代理人掠夺资产的能力也就越强。q服从概率分布函数为q （q）的连续分布"。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因素会造成各人在资产掠夺能力方面的差异。此外， 资产掠夺者的掠夺能力越强，1）少数股东所占的股权比例就越大；2）公司的债务规模就越大； 3）侵吞一些未经加工的初级成品（这些产品一旦在国际市场上脱手就难觅其踪）的能力就越 强。如果资产通常是在掌握资产控制权的人之间分配，那么掠夺收益的分布将如图1 所示，其 中横轴表示选择资产掠夺行为的人所占的百分比，纵轴表示从每单位资产获取的掠夺收益。 图2在图1 的基础上添加了两条水平线，以表示在法治状态下通过增值获得的收益 和在非法治状态下获得的收益。此图阐明了一个事实，即如果确立了法治，那么对个人而 言增值比掠夺资产更能增进其福利；反之，如果没有确立法治，那么掠夺资产比增值更能增进 个人福利。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政治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经济行为。 我们接下来考虑环境因素。代理人在选择某一经济行为时（如对确立法治的政策和制度进 行投票时），他（她）已经暴露了其偏好。那些增加企业价值的人希望建立法治，因为法治是保证 他们获得投资收益的惟一合法机制。相反，那些资产掠夺者采取的是“卷了钱就跑”的策略，而 且能够凭借其对企业的控制权获取非法收益，他们在法治状态下无法获益，自然也就不会支持 法治。在静态模型里，个人的经济策略决定了他的政治立场。令x表示进行资产掠夺因而不 主张建立法治的那部分人所占的比例。根据假设，当支持法治的人越来越多，进而x逐渐降低 时，建立法治的可能性是趋于上升的。 均衡就是指存在一个选择资产掠夺行为的人口比例，此时这部分人通过资产掠夺所获取的 收益超出了通过增值获取的期望收益图3显示了一个可能的均衡。图3与图2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图2中的与线在图3中由一条表示增值的期望收益线所取代，此时存在一个不支持法治的人口比例。 由于确立法治的可能性随x的增加而递减，因此增值的期望收益也随x 的上升而减少。我 们在图4（A-C）中尝试着画出了三种可能的vx（x）曲线。在v（x）曲线上面的是一条点状曲线， 表示资产掠夺能力的分布。这个图形蕴含着上述两种关系—— — 增值的期望收益取决于代理人 的政治偏好；代理人的资产掠夺能力是有差异的，而且那些选择增值并要求确立法治的人就是 o大于等于v(x)的那部分人的集合。在图4（A-C）中，我们能找出所有可能的均衡。 图（A-C）描述了三种情况。图4-A表明增值的期望收益曲线与资产掠夺能力曲线在三个地 方相交，因此有三个支持法治的均衡值。但是x2次方处的均衡是不稳定的，因为此处的增值 期望收益曲线比掠夺能力曲线要陡。从该点开始，选择掠夺资产行为的人数略微上升就会降低 增值的期望收益，因而导致选择资产掠夺行为的人数进一步上升。同样地，选择掠夺资产行为 的人数的略微下降会增加增值的期望收益（相对资产掠夺而言），使得选择资产掠夺行为的人 数进一步下降。因此，事实上这样一个不稳定的均衡是不会出现的。一个不稳定的均衡点实际 上就是增加（相应地）资产掠夺收益的点。 图4-B中的均衡点是惟一的，因为在增值期望收益曲线下面资产掠夺能力曲线没有再 与其相交。 图4-C显示了多数规则的情况：此时的v（x）是个分段函数，即当当x 时，v大于 等于2分之1时,v(x)等于vn图中相应的增值收益曲线也表现为两条线段。图中显示的均衡点有 两个，一个是一定能确立法治的均衡点，另一个是一定不确立法治的均衡点。 该模型所蕴含的简单关系说明了一个悖论：即使在法治状态下的增值比非法治状态下的 资产掠夺更能增进大多数人的福利，但均衡状态下的法治需求依然很弱。原因在于社会上人与 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在社会上，每个人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做出自己的决定；社会并非物理 学家所谓的真空。社会中他人的行为构成了社会环境的一个主要方面。当有人利用机会掠夺资 产时，这些人自然对法治毫无需求，因为他们不能从中获益。如果对法治的需求很小，那么就不 大可能建立起法治。当支持法治的政治环境很差时，很多人的兴趣在于快速攫取他们所能攫取 的资产，而不是等待产权保护的确立从而使他们增加企业的资产价值并从中获利。因此，很多 人会选择资产掠夺，从而使这种选择成为一个均衡。 1990年代，在俄罗斯学者与为俄政府提供转轨政策建议的西方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相当激 烈的争论。俄罗斯专家通常认为苏联的传统使其很难快速实施真正的改革。他们强调说苏联缺 乏市场经验、相应的制度（如分配机制和营销机制）、独立司法或法治的历史（参见23456789 1996; Braguinsky与Yaulinsky,2000和Kolkin,2000)。俄罗斯专家指出，在苏联统治的很长一段 时期内，与官方的政党结构相并行的还有非正式的政治结构，使得人们常常牺牲国家利益而从 事非法交易。在苏联解体后，这套并行的非正式结构依然存在，并使人们得以轻而易举地掠夺 公共资产（Anderson,1995）。 但是另一方面，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苏联的传统无足轻重。在他们看来，国企的快速私 有化（大爆炸式）不但能把政府推向市场—— — 因为大规模的私有化将难以逆转，而且还能确保 赢得市场化改革的政治支持。没有“苏联人”只有“经济人”。如果推行民主与私有化，那些得益 于私有化的“经济人”将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自发游说支持建立法治。 本文的模型对上述争论进行了解释。在模型中，每个人都是“经济人”。然而，政治环境的溢 出效应能抑制对法治的强烈需求。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取决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同时个人的政 治立场也是政治环境的构成部分。苏联传统会通过各种渠道降低法治需求出现的可能性。首 先，如果存在多重均衡，历史会做出对均衡的选择。人们过去的经历影响着他们对未来的预期； 预期又会影响代理人的行为并导致“坏”均衡的出现。 其次，苏联传统的很多方面将影响到模型中两条曲线的位置—— — 资产掠夺能力曲线与 v（x）曲线。模型中使掠夺能力曲线上移的参数的任意变动，都会使均衡状态的x上升而相应 地降低增值期望收益的均衡值。如果掠夺能力曲线上移足够多的话，“坏”均衡将会驱逐“好”均 衡。我们可以大致将此状态描述为“创造财富的均衡不大可能出现”。同样，v（x）曲线的下移与 掠夺能力曲线上移的效果是相同的。我们在附录里证实了这个比较静态结果，但是我们这里只 考虑前苏联初始条件的影响。 前苏联的初始条件之一就是缺少一些公民社会组织（教堂、新闻界、政治俱乐部、新闻自由 的历史），公民社会组织具有制衡政府的力量，从而能使政府担负起责任，人们也可以在法律改 革过程中通过这些组织增进协商。相反，波兰有着强大的社会网络，包括天主教会和团结工 会。苏联传统可能会降低在近期建立法治的可能性—— — 降低在任意x水平下的派X值和下移 v(x)曲线。由前苏联沿袭下来的制度也将增强掠夺能力（向上移动掠夺能力曲线），而营销 机制和分配机制的欠缺又将减少投资收益（下移v（x）曲线）。这些初始条件都会影响到人们的 经济行为和政治立场，进而使创造财富的均衡难以出现。 （二）理性人 前述模型围绕着“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问题，阐述了政治环境会使人们选择某种经济 策略，而他们所采取的经济策略又会不利于法治的建立。但是，如果理性行为不影响当前的投 票决策的话，那么现在掠夺资产的人也会要求建立法治以便将来从中获益吗？如果答案是肯定 的，那么即使某人是个资产掠夺者，他也会投票支持法治。 为了进一步探讨上述论点，我们把静态模型拓展为一个动态模型（Hoff,Stiglitz2003b）。在 我们的动态模型里，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变量。首先，当前的资产掠夺决策减少了一个人在未来 法律体制下可能拥有的机会；其次，当前的资产掠夺决策还会降低个人通过法治所获取的相应 收益（相对于非法治状态而言），因为在即定的时期末，法治的建立会约束人们的掠夺能力。因 此，过去的资产掠夺或增值行为会影响到未来的行为。 在动态模型中，如果人们预期建立法治的可能性很低，那么增值的相对收益也较低（因为 当前收入与通过扩张资产所获得的期望收益同时降低了）。因此，一些人会理性地选择掠夺资 产。如果他们掠夺了资产，那么在未来仍需追加投资的那部分资产就会减少；这降低了将来在 法治下获得的收益。掠夺的第二个后果是即刻确立法治会约束人们攫取资产、侵吞公共资产、 拒付债务、拒付税收和工资的能力，进而降低代理人当前的收入。因此立刻确立法治会增加资 产掠夺者掠夺资产的成本。所以，一些资产掠夺者将理性地投票延缓法治的建立。因此非法治 的体制将日复一日地持续存在。 每个人在选择其经济行为时，都会忽略他的经济决策对自己投票方式的影响、对他人关于 体制演进方式看法的影响、对他人投资与投票行为的影响。此外，单独一个人的投票行为对法 治建立的可能性有着微不足道的影响。 图5表明了上述情况，考虑两个人1 和2。每个人的经济行为影响着他自己的政治立场（跨期激 励效应），如水平线所示。每个人的投票方式影响到政治环境，进而影响到他人的行为（溢出 效应），如斜箭头所标示的。每个人在试图影响社会对法律体制的选择时，都只注重这种法律 体制对自己而非他人的影响。所以，影响政治结果的经济选择又进而产生了影响经济选择的溢 出效应。 进一步分析，如果存在完全资本市场，那么在未来建立法治的前景将使每个人出于自利而 采取行动以最大化他所控制的资产的社会价值，因为他能占有这些价值。在那种情况下，所有 人都会选择增值并支持法治。然而，资本市场的不完全将导致无效行为，而无效行为又进一步 导致对法治建立的抵制。 二、寡头垄断 实际上，相对于前面的分析而言，俄罗斯的私有化更不利于法治的建立，因为私有化催生 了一小撮寡头，这些寡头侵占了巨额财富并以此影响着媒体和政治进程。我们接下来的分析可 以称得上是个“寡头”模型。应该注意到寡头世界与上述模型分析的情况存在三个突出差 异。（1 在寡头世界里，如果依然认为参与者会相信他们的行为对他人的行为毫无影响，那么这 种想法则是不正确的；（2寡头能获得巨额租金，因而会利用自己的权势保护他们已获取的租 金。在他们得逞的范围内，已有的法律框架不可能增进经济效率；（3在某些情形中，寡头的 确会反对法治，因为与从法治状态下获得的利润相比，寡头们认为他们可以凭借其经济垄断地 位获取更多的租金。由于关起门来进行讨价还价时，寡头通过幕后的磋商可以获取比法治状态 下更多的租金。所以，考虑到在法治状态下所有寡头转移给非寡头的利润，寡头们更愿意冒没 有法治的风险。 在下文中，我们首先提出一个有关“改革顺序”的假说，然后构建一个简单的模型以阐释支 持法治的均衡。 1.有关政治约束逻辑的假说 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解体之初，很多观察家认为，在国企私有化开始之时或之前，如果快 速建立支撑市场经济的法治在政治上具有可行性，那么就应该即刻创建法治。然而，有人却认 为建立法治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下文就是要对前述断言进行分析。 假设有两种改革方案a和b可供选择。令Pab表示赞同a优于b的联盟的势力。如果在某个环境中某 特殊联盟强于另一联盟，此将意味着前一个联盟要么更大，要么此联盟中的人愿意或能够动用 各种资源以赞成（或反对）某一揽子建议而非另一揽子建议。 假设改革方案a在政治上不可行，而方案b却得以实行。这种状况用公式表示就是赞同b优于现状 的联盟（Pbs）强于另一个赞同* 优于现状的联盟（pbs）；赞同+ 优于现状的联盟又强于另一 个安于现状的联盟（ps）；支持a的联盟的势力弱于安于现状的联盟的势力。 我们可以从政府改革者的角度来审视改革进程，政府官员分为两派：改革者（2）和特权者 （N）。改革者正在考虑两种改革方案：改革方案r是先实行管制和结构重组，然后再私有化；改 革方案" 是在没有管制和结构重组之前就实施私有化。 令#"$ %&’ 表示赞同" 优于现状的改革者的政治势力，#"$ %(’ 表示赞同" 优于现状的特权者 的政治势力。具体分析如下： 1.假设改革方案" 具有政治可行性，而+ 则不然。用公式表示就是： Pps(R)+Pps大于Ps(R)+(N) (3) Prs(R)+Prs(N)小于Ps(R)+Ps(RN) (4) 2. 假设特权者正在利用其对公共部门的控制力为自己谋取租金，阻碍公共部门的效率。 3.假设私有化会催生一批有激励高效利用资源的资产所有者。也就是说，当p可行而r 不可行时，改革方案p会带来效率的提高。那些能通过私有化获得控制权的人将利用自己新的 权势游说进行法制改革（根据假设，此改革以前是不可行的），如保护产权和契约、限制反竞争 性行为等。也就是说，起初无法实施的改革后来能付诸实践。 上述假设有两层含意。首先，如果管制具有社会效率，（3）式和（4）式则意味着在真正启动 私有化之前，政府内部的讨价还价不可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其次，（4）式意味着如果改革者 目前没有权力但对特权者而言推行私有化与维持现状是一样的，那么私有化将具有可行性"。 反过来，此言意指如果实施了私有化，那么政府官员更偏好私有化而非在国有化状态下所能获 取的租金。 有一个显而易见却又令人相当困惑的含义：与国有化相比，私有化进程会导致更多的腐 败。私有化或许可以容许那些当权者获得未来租金的折现值，事实上是使腐败资本化。在1990 年代的俄罗斯，这样做并非一件难事。常见的做法是说服当地的私有化委员会，以阻止某个群 体以外的局外人参与私有化的拍卖。一个寡头在介绍了他的做法之后，对此所做的评论是：我 们不强迫任何人也不违反任何法律。这些做法在俄罗斯都属正常的商业行为（Klebnikov,2000, p.1311）。 因此，上述逻辑至少使我们意识到，私有化很可能成为当权者使再分配倾向自身利益的权 力工具。 准确地说，可能依然有人认为私有化能提高福利，因为私有化进程中抽取租金所造成的扭 曲要小于在维持政府经营状态下抽取租金所造成的扭曲。也就是说，假说3 可能是正确的，即 使从某种意义上说，私有化下的腐败大于国有化环境下的腐败。接下来，我们将构建一个简单 的模型以分析在产权不清的状况下改革顺序的意义。模型的前提是在任者能在私有化后制定 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制度，而政治局外人仅在涉足商业活动后才会赞成对产权的公开保护。在模 型中，私有化方式将影响着政治进程，也就是说将影响着各个联盟的势力，影响法治的设计甚 至存在与否。 2.寡头垄断模型 假设经济中有各种各样的商品，每种商品都是由其所在部门生产出来的。有些部门仅有一 个单一的、私有化的企业，这样的部门占所有生产部门的比例为#。此外，每个部门都有一个潜 在进入者的竞争边界。只有在竞争边界内的代理人的行动改变后，法律框架才得以确立，代理 人才能在法治状态下获得收益。 建立法治的可能性! 取决于支持法治的人口规模。根据假设，只有那些活跃于商界的代 理人才拥有信息，并有浓厚的兴趣向政府游说，进而暴露他们的偏好。 在每个部门里，竞争边界内的人（用& 值来表示其类别）只有一种策略。生产的固定成本越 高，f值也就越高f均匀地分布于’(0,1)之间。 在垄断部门，新进入者获得的收益为负，因此没有竞争者进入此部门。在非垄断部门，如果 建立法治，那么进入者的收益是y-f，否则收益为-f。我们假定y属于（0，1）。存在f的一个 临界值， f*=派*y 具有f值的人为边缘进入者，对他们而言进入与否是无差异的。 在竞争边界内，选择进入的那部分潜在进入者的比例为f(1-r)：因为有(1-r) 比例的 部门是非垄断部门，这些部门中每一个部门的竞争边界内有f*比例的人会选择进入。 我们把建立法治的可能性视为支持法治的人口规模的函数。f*的均衡值由下式可得 0=y派(f*(1-r)-f*=^ 上式说明边缘进入者的期望收益与固定成本之差为零。至少对一个均衡状态而言，上式是 成立的。如果下式成立，那么均衡则是稳定的。结构重组将降低’ 值，从而给予支持法治 的人以双重支持：估计稳态均衡点邻近的状况， 下降意味着不仅允许新进入者进入的部门增加了，而且流入这些部门的新进入者人数也增 加了。 如果r值较高且对法治的支持很弱，那么实际情况将比此简化模型所分析的更糟糕。在没 有法治的情况下，政治局内人可能会垄断新的部门，而这些部门在私有化之前还尚未被垄断。 三、结论 本文介绍了两种“伎俩”—— — 资产掠夺和行贿，这两种伎俩都阻碍了法治的正常出现。文中 我们曾把政治环境比作了公共物品。鉴于理性、政治环境的公共物品特性和均衡，“大爆炸”式 的私有化后未必就能出现对法治的支持。 上述结论从一个新的视角阐释了改革的排序问题。理想的改革顺序应该是先使私有化进 程具有政治合法性，建立约束政府行为和抑制腐败的制度，从而为投资者和新进入者提供保 护，使资产掠夺变得困难。相反，“大爆炸”式的私有化将产生相反的结果，推迟和阻碍法治的建 立。 由本文的分析可总结出的教训不止一条。如果在私有化之前结构重组在政治上是不可行 的，那么“大爆炸”式私有化可能导致的结果是—— — 私有化的受益者会阻止竞争者进入以保护 自己获得的租金，而且他们的行为会直接或间接通过其进入的非垄断部门的级别而影响政治环境。 如果没有私有化，那么政府官员仍掌控着企业，这些人也会掠夺资产（这种情况广泛存在 于改革进程中，而且以“自发私有化”而著称），关键是官方的私有化增强了这些官员掠夺资产 的能力，而且结构重组之前的私有化使某些人有机会和激励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权势保护他们 已获取的垄断租金并阻碍新企业的进入。 （责任编辑：李连）

转自：中央编译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http://www.bijiao.net.cn/info/content.asp?infoId=586

自从朗教授的清华演讲遭遇重大挫折后，好几个月都没有音讯。假如朗教授还会复出，

1、 朗教授将不会大肆攻击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因为朗教授的宏观经济学实在功底不扎实。

2、 将不会大肆教授涉及“法律的问题”。法律问题是朗教授清华演讲学术惨败的“滑铁卢”。

3、 其演讲的内容学术涵盖的覆盖领域会大大缩小。除了财务问题，其他问题朗教授“咸有胜算”。

有不同的声音才有改善的动力，思辩才会成熟

严刑峻法

我想这是他一直以来倡导的理念

这样全盘地否定郎好像是不对的，就事论事，不要恶意攻击

不要凭一部分失误就进行全盘否定，无耻之极！

时间会证明一切。走着瞧吧。
不管谁是谁非，我相信，中国在这条改革的道路上，是有问题存在。

卢梭：我不同意你的话，但我誓死维护你说话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