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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疫情泛滥。各国文化不同，政体也不同，尤其是社会共识有差异。所以防控措施各有不同，“两难选择”也都存在。托马斯·弗里德曼很早就提醒世界：“在全球化时期，不是你想不想全球化而是你在全球化中怎样生存（《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这个预言现在在世界卫生防疫界已经是普遍共识。问题是疾控专家的忠告如何得到国家治理者的重视。中国虽然较早出现疫情，但正是由于党中央尊重专家的意见决策果断。进而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有力举措全面落实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早防疫的有力措施，在半年的时间内使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谭德塞和福奇一再推荐“中国经验”也说明中国对新冠病毒的防控措施是很有效的。
面对疫情首先还是要有同情心
近来印度疫情来势凶猛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对印度的求援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态度。对此国内媒体报道和评论很多。不管什么原因（无论是政治或国家关系，以及文化和经济因素），疫情首先是人类的共同大敌，病毒本身没有阶级性，也没有国家关系和经济意识，也没有社会文化的辨识性。病毒本是只是遵循其内在的传播特性。所以，媒体从新闻操守而言可以报道疫情的状况（这是必要的信息传播），但是应少加评论，尤其是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受众。须知，内有哪个国家政治家喜欢病毒，更没有那个国家人民可以接受病毒。在疫情当前，尽管有某些国家打着“美国优先”，欧盟争抢疫苗的分配权，说到底也还是想遏制疫情的泛滥。起码这也该算是“动物的本能”。动物还知道护家，人何以堪？我们只能说“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的做法不好。而中国从一开始公布疫情，和国际卫生组织及有关国家合作，并把疫苗作为世界公共产品，正是对这种“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的正面回答。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的精神传统。人是这样，那么对媒体而言也不可例外。动物还有合群相护的本能，那么人更不可缺失同情之心。
世界大同需要讲仁心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一直有睦邻、同情、互助和善待的基因，“温良恭俭让”的社会品行在一些国家也得到尊重。即使在市井文化中，邻居家里有了难都会相助。我从来也没看到社区乡村里邻居有了难不去相助反而站在门外数落一番。印度不管什么原因，至少现在面临一场“天灾”。至于有多少“人祸”，那应当由印度国家和人民去解析，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相助而已。至少现在我们不应到去责问印度如何如何。媒体可以报道新闻事实，不要站“在门外总结”下结论。如何抗疫那是印度自己的事情，我们除了帮助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新闻机构不是都有“内参”吗？记者即使发现问题也不必登报上电视，通过内参向职能部门发挥就可以了——新闻机构毕竟不能“包打天下”。
举个例子：抗战时期日军侵占上海、南京时，一些西方记者和传教士参与了慈善救助难民工作。同时记录了日军的暴行。后来的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中，这些视频和文字记录都作为证据达到了法庭的采信。这就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不管这些记者和传教士的政治信仰如何，他们内在的仁心的确是存在的。东西方文化认的确有对撞，但仁爱之心却是共有的内涵。
职系所在关乎国家形象
印度目前面临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对此我国外交部和海关都在为支援印度抗疫采取了绿色通关措施。比如对印货运航班达到几十个，并且一直保持通畅。印度所需的抗疫物资国内企业也在加班赶制，争取尽快送到印度。对此，很多国家也不例外——整个世界都在关注印度。所以有一点媒体需要注意：
1、新闻报道中的视频和图片要有选择发布，不是什么场景都可以披露。比如，尸体的焚烧那是个人隐私，未经授权不得公开。我们的外交口从来就没有发布这样的信息，也没有什么“结论性的文字”公开，新闻发布会也很少提及这样的事。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媒体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不加审视自己的新闻材料公之于众。从换位思考来说，武汉疫情爆发时我们也不愿意看到外媒不加约束地刊登疫情信息。
2、将心比心，谁都不想遇到灾祸，更不愿意他人指手画脚。事情一码归一码，“新闻联想”要不得。国家自己的通盘考虑，媒体最好别挡蒋干。最近土耳其就中国疫苗延期交货一事略有想法，这不为过。既然双方有协议，那我们就应该尽可能履约。去年欧洲疫情加重时对中国交货的口罩颇有微词，我们有人说“挑三拣四”，这就不对了。欧盟国家对医疗用品是有法规的，医院如果使用不符合欧盟标准的口罩是要负责任的。中国的口罩国家标准当初并没有得到欧盟的认可，所以供货方说“参照欧盟标准”是不被认可的。这一点国务院也反复强调：你采用什么标准供货，要事先向用户讲清楚，如果“参照欧盟标准”被客户认定，那么这才算你供货的口罩是依法合规的。时后再说挑三拣四”显然很不恰当。这有损国家形象。说你好不容易，说你不好几个小时就传开了。因此，包括媒体在内，每个公民都要随时维护国家形象。
类似这样的事情，《环球时报》胡总编的一些看法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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