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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包容、开放与重视有机性的思想倾向
中华文明经典系统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精神内涵的一体多元，有体有用、有道有器有技的严密系统性与可容受性（即开放性）。“六经”系统里，《诗》《乐》主要表现为对人的审美情感的重视，《书》则表现为对人类政治史上得失成败的大事及其原因的关注，体现了政治理性与历史理性的高度结合。《春秋》及后来的“三传”，主要是在尊重政治上王道原则的前提下讨论各种实际政治行为的正当性问题。因而《春秋》实际上是一本关于政治大统一的政治伦理著作，而非后人所认为的历史著作。《周易》这部书虽分经、传两个部分，但其主要精神是讲“变化之道”，鼓励有远大理想的人们一方面要自强不息，另一方面还要厚德载物。这部经典性的哲学作品，对于传统中国所有精英人物，上自帝王将相的统治团体，下至历代王朝政治的士人群体，甚至少数民间江湖之士，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在天地变化的无穷空间里展开人类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构成了中华文明传统刚健有为而又具备仁厚包容的文明基因。
北宋以后，以“四书”为代表的新经典传统，更是以清晰而明白的伦理理性，反复阐述万物一体、天人性命相关的人间世俗道理，这其间虽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尊卑贵贱之异，以及对天理、良心的具体内容的不同理解，但天理、良心二词成为宋明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伦理准则。
宋明儒学，特别是朱子一系的理学思想传统，对于欧洲的近代有机主义思想有深刻的影响。这一点，英国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谈到中华文明对于西方文明的贡献时曾经说道，欧洲十七世纪以来所表现出的“各种有机主义哲学的潮流”，在追溯到莱布尼茨时，“然后就似乎不见踪影了”。而莱布尼茨的这种有机主义思想，可能就是“透过理学的镜子所看到的佛教思辩”，而当莱布尼茨讲到机器和有机体之间的区别时注意到，“组成有机体的每个单子总是有生命的并且在意志和谐之中相合作的时候，我们不禁联想到中国‘通体相关的思维’体系所特有的‘意志和谐’。”上述李约瑟的说法从学术的角度看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的说法至少可以说明，莱布尼兹的有机主义思想是受到了北宋新儒家思想的影响。
精神文明的一体多元与以人间经验理性为主导的即凡而圣的心灵追求
其一，中华文明的第一大特点是拥有多元经典的民族，这相对于世界上其他一神教、一神论民族只有一本经典来说，在精神结构的形式方面就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中华上古贤达之人，分别从生活中的五味调和，礼乐实践中的五音协和诸现象，提炼出的包容杂多、尊重差异，又能做到“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谐”思想，以及由金木水火土而提炼出五行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思想，在处理上古多部落、族群的政治实践中提炼出的“协和万邦”的政治智慧。这些不同层面的“贵和”思想，都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层次、多侧面、立体感的“贵和”智慧。
这种“贵和”的民族智慧在文明的实际展开过程中，成功地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明，并成功地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以慧能为代表的新禅宗，然后又影响到日本与韩国。而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儒道佛三种主要的文化传统相互竞争而最终表现为三教合一的融合现象。晚明时期，又初步形成儒学、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五教共存的现象。自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面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强势入侵、殖民之际，中国的仁人志士自觉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最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逐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其二，中华文明的经典是以人间世俗生活的经验理性为主要内容，不排除对无限、无形世界之天、幽隐而不见的鬼神世界的某种敬畏。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敬天法祖、礼乐并用、仁礼并举、忠孝节义诚智信诸伦理法则，构成中华文明人间世俗主义伦理的基本精神，培养出具有深刻而坚定信仰，同时又具有踏实而勤奋精神的广大士人与普通民众。这种人间世俗主义的务实态度，一方面对大自然的整体之天保持着一种敬畏之情，在长期的农牧生活之中培养出了尊重生态平衡的古典生态思想与人生态度，另一方面在长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对于自然灾害与人间的疾病、祸患保持着深刻的警醒，具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
其三，在战胜自然灾害，克服自然与社会困难的过程中，特别是通过大禹治水的长期政治实践，逐步形成了“共克时艰”的团结协作精神。传统中国社会，上自朝廷，下到民间，一旦遇到重大社会灾难，如旱涝自然灾害，瘟疫、蝗虫等灾害，大体都能在“共克时艰”意识的引导下，将各种形式的灾害所形成的灾难降低到一个较低水平。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精英与士人群体，在长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人类社会自身的各种问题，形成了“吉凶与民同忧”与明于吉凶之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刻忧患意识、政治理性、责任伦理，以及“君子忧道不忧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高迈而深刻的人文理性。
在制度文明层面，中华文明所形成的封建制与郡县制，特别是在漫长的郡县制中所创立的科举取士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教制度，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
中华文明所建立的封建制，在人类早期文明的制度建设方面，成为典范。其所开创的礼乐文明制度，逐步确立了人间世俗主义的人文理性与政治理性，将具有宗教迷信意义上的天帝与诸神，渐渐逐出了人类政治领域，早期的敬德保民向后期的民本主义或人本主义政治转化，为秦汉帝国的郡县制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坚实的人间世俗主义的精神结构——民本君主政治治理的理性结构。郡县制前期的察举制与选贤任能，中后期科举制的考试制度选贤任能，让中国传统社会中下层的庶族地主中的有为之士不断被吸收到中央政府的管理队伍之中，这些人多数是贤良人士，而且了解民间的疾苦与实际情况，对于沟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隋唐时期开创的科举取士制度，就其本意而言，是统治阶层为了囊括天下人才，以利于自己的政治统治。但其实际的历史效果则培育了理性的人文政治治理模式。科举制度还在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治理经验中开创了文官政治的先例，传统中国社会很少发生武人干政的现象，这应该归功于这套文官制度。通过科举的渠道进入政府的文官，多数具有儒家经学的思想能力与人文理性，而且大多数具有民本的政治理念。这些官员致仕之后又回到乡村社会，成为地方上的乡绅，推广文教，对于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唐宋以后的中国政治及儒家经典的教化方式，对于东北亚、东南亚的日本、高勾丽（今朝鲜与韩国）、越南、泰国等国家与地区，均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儒家文化圈。当近代西方由商业工业与军事侵略结合在一起的全球化运动开始以前，中华文明已经展开了区域性的文明化运动，把广大的东北亚、东南亚部分地区的人口带入了儒家的政治与伦理理性高度结合在一起的文明圈之中。日本也只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走上了一条脱亚入欧的道路，但即使这样，今天的日本也难以摆脱儒家文化圈的印痕，其现代化的方式与现代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与欧美人还是有较大的区别。
自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欧洲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一方面给中国带来欧洲的文明与少量先进的器物文明，另一方面他们又将中国的典籍与有关社会管理情况，翻译、介绍到欧洲，对于欧洲大陆的近代启蒙思想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伏尔泰被誉称为欧洲的孔子，莱布尼茨高度赞扬中国社会的伦理与道德所能达到的高度，甚至要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给康熙皇帝写信，让中国人也派儒家的传教士到欧洲去传教。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康德的老师）高度肯定中国社会的“自然理性”对于治理社会的作用，以之对抗并批评中世纪以弱化基督教的天启理性。中华文明重视人间世俗理性的思想对于欧洲大陆启蒙运动早期思想界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而且主要是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
中华器物文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推动作用及其对现代文明的催生作用
在器物文明层面，中华文明对于世界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推进了人类的文明进程。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三大技术的推广，加快了结束欧洲中世纪历史的步伐，催生了现代文明的诞生。大约在八世纪中后叶，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技术传入阿拉伯地区，大约经过两百多年的时间，大食帝国的造纸术又传到欧洲，12世纪下半叶，欧洲开始造纸，一改羊皮卷《圣经》昂贵、不易流传的状态，大大改善了《圣经》等文化典籍的传播。美国学者德克·卜德曾经说：“纸对后来西方文明整个进程的影响，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发明与改进，改变了整个中世纪欧洲的文明进程，对此马克思曾经这样说道：“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另外，中国的瓷器与丝绸，对于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欧洲十八世纪流行的洛可可艺术，就是深受中国瓷器、丝绸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茶叶的广泛被接受，也影响到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英国贵夫人阶层的休闲生活方式。甚至到了十八世纪，在西方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展开的时代，中国的“南京布”对于美国的消费市场也起到重要作用，可以说对近代全球化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早期文明中青铜器，虽然不能说是独一无二的，但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与乐器之精美，特别是周代有铭文的青铜器，青铜器编钟等物态化文明形式，在世界上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的青铜器编钟，现在还可以演奏各种复杂的现代音乐，其技艺之高超可见一斑。另外，还有中华的漆器等物质文明形态，也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所少有的。可以这样说，在现代科学技术制品出现以前，在唐宋元明清约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的器物文明在世界上都是美轮美奂、首屈一首的。
放眼当前世界各主要文明传统，以及现代文明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现状，一个古老而文明的中国正在民族文化复兴的道路上，以自己深厚文化传统推动着中国社会走上了一条既不外在于现代性的基本要求，又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华文明的复兴不只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而且是在复兴这一古老的文明过程中，将给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复兴与后发达民族国家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启示意义与巨大的力量支持。
（作者为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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