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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万真名杨怀定，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金融市场试验初期，铁合金厂职工出身的他靠着买卖股票成为一名成功的投资者，也成了中国股民心中的草根英雄。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人称杨百万的他于6月13日在上海去世。
根据他在2002年出版的自传《做个百万富翁：杨百万自述》中披露的出生日期，他终年70岁。他在自传中说，自己出生在上海一个贫穷的大家庭，父亲曾在当地税务局工作，母亲偶尔做零工。
中国新华社引述他儿子杨钰琦的话称，患有糖尿病的杨百万去世前因并发症入院抢救。
作为一个保守乐观主义者，杨百万在投资风格上更贴近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而不是电影《华尔街》中的股市大亨戈登·盖克(Gordon Gekko)，早在中国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了债券和股票交易。
1990年，杨百万告诉《华尔街日报》：“我们计划掀起一场股市革命。”《华尔街日报》在一篇头版特写中描述杨百万说他找到了一条轻松致富路：在中国朝着资本主义方向探索但尚未颁布相关证券法规前，他通过浑水摸鱼赚到了钱。
据1993年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的一篇报道，杨百万的名片上印着这样的头衔：上海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
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于30年前成立后的数年内仍被描述为一场实验。但杨百万低调的生活作风和审慎的投资风格被证明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因而他经常在国有媒体上亮相，成为中国股市的代言人。
根据杨百万的自传，他出生于1950年6月29日。1988年时，在铁合金厂工作的他年薪只相当于约400美元，但是当年他一共凑了相当于8,000美元的钱去投资债券，而当时的债券就好像银行的欠条。后来他买了自己的第一只股票，是一家电子产品制造商的。当时，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已经步履维艰，捉襟见肘的集体制企业开始用所有权股份作为工资支付给员工。
在1990年末上海和深圳两大证交所成立之前，股票交易都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进行的。杨百万乐观地认为，可交易股权将唤醒中国大地上的赌博精神。他持有的股票和债券价值大幅飙升，传奇也就此诞生。
那时甚至没有人知道这种交易是否合法，杨百万在1998年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大多数中国人当时都没完没了地争论股市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
当年，中国民众普遍没什么钱，100万元人民币大致相当于20万美元，杨百万的传奇经历激励着普通民众开始考虑投资这一新的生财之道。
在1990年《华尔街日报》记者见到他时，杨百万一年的投资收益高达10万美元，而他将这部分收益又全部投入到股市当中。他似乎很少花钱，穿着破旧的化纤衣裤，和妻子及年幼的儿子住在一套小公寓中。
当年那篇《华尔街日报》特写的记者麦健陆(James McGregor)说，杨百万给出的交易建议带动了当时上市的为数不多的几只股票的交易。如今是商业顾问的麦健陆回忆说，是当年创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几名官员告诉他去找杨百万的，见到杨百万时，他正在一条街上散播交易建议，身边围着几十个人。到本世纪初麦健陆再次见到他时，中国股市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杨百万当时正在教授根据市场动能进行交易的课程。麦健陆回忆说，杨百万当时告诉投资新手说，“你必须盯住市场投机的模式。”
在中国人对于证券、尤其是如何估值还一无所知时，杨百万就已经开始了证券交易。他只用极少的钱就买入了企业发给工人的、代表所有权的股票权证，而在那些工人眼里，这些权证一文不值。在中国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前，杨百万和其他一些精明的投资者会在一个城市买进证券，再乘火车到另一个城市抬高其价格。
这种情况导致了据称被“大户”操纵下的市场乱局，成功者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而失败者则得上了“红眼病”。
但杨百万对于投资需求蓄势待发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到了1992年，中国股市开始变得火爆起来。在深圳，成千上万的股民走上街头抗议，因为有传言说内部人士将普通投资者排除在新股发行之外。那一年，上证综合指数曾经在一个交易日中上涨了一倍；该指数在大约18个月的时间里飙升了12倍。1994年的一部流行电影《股疯》(Shanghai Fever)便是以中国股市这种遍地捞金的现象为素材。
用作家侯伟(Fraser Howie)的话来说，“疯狂意味着赚得大、赔得也多”，侯伟曾写过多部反映当时那个时代的著作。
侯伟说，与邓小平时代的农村改革和其他走出严格共产主义的措施相比，股票交易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转变可能没有那么深刻，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股票交易的增长和散户的参与可能是‘致富光荣’最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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