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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 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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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
从媒体上获悉景天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被评选为社科院学部委员时，心理处于不合逻辑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不觉意外——现实的惯性不可能不作用于我，另一方面仍感震惊——我毕竟还存有一丝善意的期待。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景天魁的学术水平在社会学所处于五名之外，在北京社会学界处于十名之外。一句话，他是二流学者。社会学所的李银河、苏国勋、李培林，和景天魁的差距都不是一星半点。前者著述声誉均好，中者与景天魁年龄相仿、社会学多干了十年，后者时任社会学所书记。我们不能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所长的职务，景天魁会当选。
笔者十余年来退出了一切奖励评定和科研基金的申请，也拒绝在上述活动中担任评委或阅卷人，原因是我对时下的评价机制已经彻底失去信心。既然选择了边缘，为什么一反常态，要对一个风头人物大发议论？因为我的一丝洁癖在作怪，我以为这游戏太离谱了，它还捆绑了一个学科，它将使我们遭受海内外社会学同仁的耻笑，即便是被耻笑群体中的一个边缘人我也决不想作。我既不希望公众将景天魁的当选理解为国内社会学界的公推（在国外这类评选是一定有院外评委的），也不希望他们将之理解为国内社会学界的默认。中国社会学界并不高尚，但也还没有堕落到一点正直的声音都没有。
我希望中国社科院能够具体入微、而非含糊其辞地向社会陈述，产生学部委员的程序，哪些人有推举权，哪些人有选举权，或决定权。一般来说，这样做是必要的，为了提高你的公信力。具体来说，这么做更是必要的，因为你的公信力已经受到质疑。为了公信，也为了你自身的名誉，请向社会详述产生学部委员的程序。
就“二流学者当选学部委员”一文答网友问
感谢网友们的评论。为促进讨论，我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一回答。（写于
1．“讯问往往没有任何结果啊”——结果就是形成了“压力”，我们不要小瞧这压力。
2．“这是个人猜测、嫉妒，有足够证据吗？”——我和我说到的四个人同事过，我了解他们，证据其实很简单，你找他们四位的著作读读。
3．“景虽不济，也不至于二流吧”——首先“不济”的人不该当选学部委员吧，其次我敢肯定，他是二流学者。
4．“学术上很难排名，怎么能说第五名，第十名呢？”——说得好。我敢说景天魁在五名之外，十名之外，是因为我敢确定社会学所决不止五人、北京地面决不止十人在他之上。
5．“郑也夫文字不通”——谢谢了，我继续努力。也请您大处落墨，谈谈景天魁是否够格，学部委员的评选，以及制度上的问题。
6．“在当代中国，一个社会学家如果脱离了组织，不可能通过单打独斗影响公众。你的社会责任该如何履行？依照您的脾气，没人给您解释评选机制，您又能怎样？“——我认为行动的力量有时要靠组织，思想的力量来自个人，通过他的文字和言语来实现，我是思想者，有无影响，说得对错，和组织无关。思想苍白无力，组织帮得上忙吗？组织能帮助你增加发言权，但不能增加你发言的水准和力量。
挂出学部委员们的代表作
质疑景天魁的小文挂到网上半个月了，三万余人阅读过此文，347人发表了言论。其中自然不乏与我叫板的。如识者所论：他们都没有叫到点子上，争论的关键应该是景天魁究竟够不够一流学者，乃至学部委员的水准。我希望为景天魁辩护的人在这一点上立论。为什么怀抱这样的希望？其一，这才有争头，舍此是不能颠覆我的说法的，且各说各的，没架好打。其二，聚焦到景天魁学术水平的争论一展开，就势必涉及到他的代表作，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就必须将之挂到网上。这正是我的愿望。
我向社科院的友人打听拙文在社科院的反响。友人说，人家说你没打中要害，景天魁不是学部委员中最差的。但是这些人以为某某委员更糟，为什么自己不讲出来，等着我讲，我岂能了解所有委员。社会舆论的形成是需要一批好事之徒的。好事之徒们都上阵吧，大家共举一桩大事，就是建立学术评价网。该网上的评价其实还在其次。因为没有作品，评价不都是空说吗？因此该网首先是要挂上受争议人物的代表作，供大家观瞻。
我觉得社科院现在就该将学部委员的代表作都挂上网。人家质疑你们的评选，不挂出来何以证明你们的评选？但我怀疑，他们有这份胆量和公德。其二，也是更大的可能，还是民间的好事之徒来做。其实哪里只是学部委员，我觉得应该发展到所有院校、科研单位中的所有的刚刚获得教授、研究员职称者的代表作，都要挂到网上，经受全社会的审视。我从来以为，学术职称依赖于同行评价，而非大众投票。但让大众参与审视是必要的，他们毕竟是舆论的组成部分，何况这样也给外单位同行的参与提供了便利。
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克隆这一句式我们说：是一流是二流，挂出来看看。席卷了这么多人的争吵该有成果的。成果不仅是搞清景天魁的水平，而是要造就一个制度化的平台，以此破除黑箱操作，建立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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