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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线和重要内容，开展相关理论与试点研究，将有助于推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研究首先界定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概念。在中文语境下，生态产品是定量化、规范化、标准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具有价值，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基于竞用性、排他性，生态产品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公共池塘资源、拥挤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以及市场产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就是要通过政策工具使生态系统发生的的社会收益或社会成本，转为私人收益或私人成本，使生态领域的外部性转化为经济上的外部性，实现外部性内部化。
在理论及案例综述基础上，研究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模式：“价值增值”、“交易变现”。其中，“价值增值”通过定量评价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年际变化来反映生态效益的变化；“交易变现”是是通过市场交易反映生态产品的真实价值，通过外部性内部化手段，实现生态效益向经济、社会效益转化。研究利用路径图、适用领域、利益相关方的分析框架对物质产品、调节服务产品、文化服务产品的11种具体模式（生态认证、水权、排污权交易、碳汇交易、水质交易、生态补偿、水基金、生态旅游、景观价值实现、艺术品交易、公益自然保护地建设）进行研究。结合市场交易方式的划分（直接市场交易、票据交易、双边协议），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构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应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具、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以及配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支撑体系。为推动相关工作展开，还需要推动包括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在内的7项保障措施。
研究选择抚州市为案例，进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生态规划。抚州市2015年生态产品总价值为3274.27亿元，是当年全市GDP 1105亿元的2.97倍。其中物质产品价值为325.43亿元，占总价值的9.94%，调节服务产品价值为2727.64亿元，占总价值的83.31%，文化服务产品价值为221.19亿元，占总价值的6.76%。按照2015年不变价，抚州市2010-2015年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由3071.76亿元增长了6.59%，达到3274.27亿元。其中，物质产品较2010年增长30.48%，由249.41亿元增长到325.43亿元；调节服务产品较2010年减少1.07%，由2757.23亿元减少到2727.64亿元；文化服务产品增长最快，增长率达到239.72%，由2010年的65.11亿元，增长到2015年221.19亿元。研究还对11区县的生态产品增值变化进行量化分析。在地理分布上，中部区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最高，南部区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较北部区县高。区县变化幅度差异明显，且分布分散。南丰（17.50%）增值变化最快，其次是临川（12.77%）、资溪（10.78%）。乐安增值变化低于10%，为7.12%。东乡（3.87%）、南城（3.85%）、宜黄（3.32%）、崇仁（3.08%）、金溪（2.88%）、广昌（2.78%）以及黎川（0.68%）生态产品增值变化均低于5%。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抚州市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研究分析抚州市生态、文化、改革优势，明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的思路、原则及主要目标，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包括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多种路径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制机制以及配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支撑体系。该项研究将指导抚州市开展试点工作，为其他地区试点示范提供经验借鉴。
将生态系统服务流理论引入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对供给和需求的计算，能够真实地反映研究区域之间的的真实利益关系。研究选择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两个指标构建了新的生态补偿资金分配办法。经核算，重点开发区（临川）和农产品主产区（东乡、金溪、崇仁）被要求支付生态补偿资金。临川支付最高（57.6亿元）。重点生态功能区（南丰、宜黄、资溪、黎川、广昌）和重点农产品生产区（南城、乐安）获得生态补偿资金，其中宜黄最高（16.6亿元）。根据生态补偿资金的调整，可以初步确定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和受益者。临川，抚河下游的东乡、金溪、崇仁为服务受益区，中上游的其他区县为服务供给区。
抚州市是长江流域的缩影，也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权衡。以抚州市为例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研究，理论与实践研究可作为其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样本”进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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