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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人口理论权威，国家智囊团主要成员，代表作《中国经济增长展望：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于2014年6月出版，该书的核心逻辑为：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潜在产出能力下降，经济下行；通过深化改革，即放开计划生育，增加人口数量与质量，防止老龄化，提高劳动抚养比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扭转潜在产出下降，实现经济增长。
该人口理论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2015年中国启动供给侧改革，实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同年放开二孩；
2021年该书获得第19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新宏观指出：该逻辑在实物经济时代成立，但在货币经济时代却颠倒了因果关系，不再成立了，原因如下：
1. 经济学的分类
经济学尚未成为科学，表现为门派林立，但总体上可以分为总需求／总供给；需求侧／供给侧；货币循环／实物循环；货币经济/实物经济；金融学／经济学。
2. 货币性质变化
以央行出现为界限，之前为实物经济，之后为货币经济。实物经济中货币来自挖掘，只是交换基准，等同于实物，故仅有实物循环，货币相当于一层面纱，即货币中性，经济可实现均衡，不会出现全面过剩，其经济增长可用生产函数来衡量，这就是新古典所坚持的理论核心。但在货币经济中，央行垄断了货币发行，它通过基础货币控制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又通过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控制了企业、居民、政府，由此建立了银行统治，独立的货币循环出现，货币在发行与运行中带来了债务，债务影响了系统的稳定性，并阻碍了经济增长，货币不再是中性。
3. 货币循环的机理
3.1 宏观投资必然亏损。设初宏观始投资为1，储蓄率为s，则消费率为1-s，因为s>0，故1-s<1，即宏观投资必然亏损，原因在于宏观为货币闭环，其收入来自其支出。具体表现为大型经济组织亏损，负债累积，比如美、欧、日政府、中国铁路，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墨西哥石油公司等。
3.2 庞氏融资。在平时，储户只要求支付利息，即使有个别储户取回本息，但会有更多储户再存入本金，故企业可以通过庞氏的借新还旧得以延续。但大萧条时，储户集体恐慌，全部要求取回本息，银行停贷且向企业追讨全部贷款，企业抛售库存、厂房、机器、原料，但无人购买，企业倒闭；银行抵押品暴跌，成为坏帐，无力应付挤兑，银行倒闭。对企业而言，它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还在，负债消失了，因此，资本并没有消失。只不过资产估值下降了，正如恒大甩存房。可见，消费相当于消费者定期取回商品，而储蓄相当于储户一直不取，而是要求回收货币本息，这就是恒大困境所在。
3.3 企业与资本的关系。传统经济学中资本家与企业不分家，但现实却是居民给企业打工，企业给银行打工，银行给储户打工，而储户又属于居民，因为储蓄来自消费剩余。
3.4 债务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阻力。2019年1月15日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IIF）的数据警示，2018年全球债务升至244万亿美元，为全球GDP的318%，它严重阻碍了货币循环，而货币循环又主导了实物循环，导致生产要素相对过剩，故债务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阻力。
3.5 月度GDP公式完成了金融周期的量化。新宏观通过区分消费存款与储蓄存款将货币流量重新厘定为基础货币减去法定准备金，即M0与超额准备金之和，由于日常超准较少，故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量与M0非常接近，目前M0为8万亿，乘以12，基本等于当期名义GDP，它纠正了弗里德曼的M2为货币供应量的微观错觉。根据月薪制下的理论推导与实际验证，得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速为一月一次(参见《新宏观|M0、M1、M2与GDP相关性比较》），由此推出月度GDP＝Mx（1一SxD）＾（N一1），其中，M为基础货币，S为储蓄率，D为法定准备金率，N为月度序数。由此，当法定准备金等于基础货币时，GDP累积余额最大为M/(S*D)，储蓄余额最大为M/D，贷款余额最大为M/D-M，当期GDP为零，当期货币流量为零，流动性压力与债务性压力最大，从而将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货币创造纠正为债务创造。该公式统一了货币乘数、投资乘数、费雪公式，完成了流量性短周期与债务性长周期的量化解释，使预测与调控成为现实，找到了债务长周期的根源在于货币发行带来的基础债务，以及货币运行中储蓄衍生的债务累积。可见，货币经济条件下，储蓄没有变成经济增长的动力，反成为阻力，故，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失效，节俭悖论出现。
3.6 货币政策的本质。当企业没有意识到宏观投资必然亏损时，在利润表误导下，积极借贷投资，根据月度GDP＝Mx（1一SxD）＾（N一1），GDP流量递减，货币流量趋零，为避免死寂，货币主义通过量宽M、降息以降低S，降低D，避免流动性危机，形成流动性短周期，其形状为锯齿形。
3.7 财政政策的本质。当企业集体意识到宏观投资必然亏损时，纷纷拒绝借贷，结果储蓄囤积银行，相当于法定准备金率D为1，月度GDP公式退化为投资乘数，GDP衰减显著，货币主义失效，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问世，它使政府出头借贷，修复了储蓄=投资的借贷链条，GDP不再严重衰减，但政府累积了债务。平衡财政下的减税必减支，企业收入随之减少，影响中性，故对降成本效果有限。
3.8 明斯基时刻。当累积债务*利息>GDP*增量时，债务人借新还旧不可持续，庞氏融资暴露，银行停贷，企业倒闭不绝于耳，债权人集体恐慌，要求债务清算，银行被挤兑，债务危机爆发，明斯基时刻来临。3.9 债务货币化造成新平庸。央行被迫无限量宽救助，企业减产保价，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由于投资减少，就业机会同步减少，导致消费减少，企业收入减少，于是企业不得不再次减产；过剩资本炒作大宗原材料与房地产，消费不足顽固存在，于是陷入长期滞胀（参见《新宏观 | 市场经济的共同宿命：滞胀》）与萧条交替的新平庸。
新平庸让传统的宏观调控失效：紧缩则加剧债务危机，加剧萧条；宽松又鼓吹资产泡沫，加剧滞胀。于是企业外移，本国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速长期低迷，国家逐渐衰落。
3.10 监控体系。
流动性下限，也就是基础货币扣除法定准备金，公式表达为：月度GDP=M*(1-S*D)^(N-1)，它应该逐步递增才能保证名义GDP的增长，具体方式有量宽M、降准以增加D，降息以减小S。
债务性上限，即社会融资存量/（月度GDP*储蓄率）={M*[1-(1-S*D)^N]/D}/[M*S*(1-S*D)^(N-1)]=[1-(1-S*D)^N]/[D*S*(1-S*D)^(N-1)]，当其值大于月利率的倒数时，表明整个经济陷入明斯基庞氏融资，必须立即加以救助，之所以乘以储蓄率，是因为借新还旧只能来自于储蓄增量；
银行稳定性——M1/货币流量，它反映了存款的稳定性与挤兑的风险。
物价区间，包括消费品价格指数CPI与中间品价格指数PPI，其值一般设定波动范围为年正负3%。利用信息技术，链接实时数据，建立动态宏观经济管理系统，掌握趋势，占据先机。
4. 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构成经济周期路径
由于技术进步与规模效应，实物产出的效率显著提升，故实物循环递增，表现为劳动力过剩、资本过剩、产能过剩，生产要素过剩，主要关系为：实物利润=实物产出-实物投入，效率=实物产出/实物投入。货币循环则由于债务导致递减，表现为需求不足、储蓄过剩、物价通缩，主要关系为：货币利润=货币收入-货币成本，效益=货币收入/货币成本。根据物价=总需求/总供给，故物价通缩。总需求与总供给两者的博弈形成成交量与成交价，成交量、成交价、时间三者构成经济路径（参见《新宏观主义》第三章第十一节）。传统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只有时间与产出两个维度，缺乏价格维度，这对于以价格为生命的市场经济理论而言是致命的缺陷，故新宏观增加价格维度，即成交量增加、成交价上涨的复苏期；成交量增加、成交价下跌的繁荣期；成交量减少、成交价上涨的滞胀期；成交量减少、成交价下跌的萧条期。
5. 滞胀与老龄化的逻辑关系
滞胀如何形成的？传统观点认为它是凯恩斯主义带来的，这既不符合经济史实，也不符合经济逻辑。滞胀早在1893年就已出现，随后1896年、1904年、1914年、1917年、1920年频发，尤其是1917年的产出增长为-2.5%， 物价上涨高达23.3%，表现出极为显著的滞胀特征。
老牌市场国家欧美日先有滞胀，人口老龄化，然后产业转移至中国，而今，中国也出现滞胀迹象，产业同样向外转移。因此，滞胀并非凯恩斯主义带来的，它是市场主体对债务拉动的一种消极反应，是债务长周期的一个阶段，卢卡斯批判并不能成立。
蔡昉的人口理论认为出生少→劳动力减少→老龄化→潜在产岀减少→经济衰退，殊不知，该理论还是停留于实物经济时代。在当今货币经济时代，债务→货币循环递减→需求不足→阻碍实物循环→实际产出减少→经济衰退→出生少，因此，蔡昉的人口理论颠倒了因果关系。老龄化的原因是债务压力下宏观投资必然亏损显化，企业减产保价，就业机会减少，居民收入减少，而储蓄为了牟利又脱实向虚，炒作大宗原材料与房地产，推高生产生活成本，在收入减少，成本上升的滞胀环境中，居民不得不抑制生育欲望，属于被动的适应，是人口生产要素的滞胀表现。现实中生产过剩、劳动力过剩、资本过剩，以至于不得不去产能、去库存，表明潜在产能并非不足，恰恰相反，而是潜在产出过剩。经济下滑在于货币领域内的效益低，不是实物领域内的效率低。日本没有实施计划生育，却率先步入老龄化。企图以放开生育，提升劳动者素质增加潜在产出，进而期望扭转经济下滑，无异于用绳子推失去火车头的车厢，非但徒劳，而且还会造就更严重的内卷与失业大军。
6. 中国经济下滑原因
放开二孩没有抑制生育率下降。2017年我国一孩出生人数为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2017年的人口出生率只有12.43‰，也低于2016年。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和人口出生率双双下降这一信号显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意义重大，但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小于预期。2021年放开三孩，同样不能给予过高的期望，原因在于没有解除就业压力、生存压力之前，整体生育率不会提高。
从就业人口看，根据CEIC数据，中国就业人口逐年增长，在2017年达到7.764亿峰值，然后下降。
从GDP增长率来看，南巡讲话后的1992年为14.22%，然后下滑至2001年的8.34%；加入世贸后的2002年为9.13%，然后增长至2007年的14.23%；次贷后的2008年为9.65%，2009年的4万亿投资增长至2010年的10.64%，然后下滑至2015年的7.04%；供给侧改革后的2016年为6.85%，增长至2017年的6.95%，然后下滑至2020年的2.3%。
2011年至2015年的经济下滑，原因为将法定准备金率从2010年1月18日的15.5%提高至2012年2月24日的21%，将贷款利率从2010年10月20日的5.56%提高至2011年7月7日的6.56%，由此减少了货币流量，增加了债务成本。
5年的供给侧改革，除去新冠疫情因素，增速为逐年下降，但降幅比前五年减小，且2017年变为增长，原因为将法定准备金率从2015年2月5日的20%降低至2016年3月1日的17%，从2018年4月25日的17%降低至2020年1月6日的12.5%，贷款利率从2015年3月1日的5.6%降至2015年10月24日的4.35%，由此增加了货币流量，减小了债务成本，缓解了债务对实体经济的阻力。
2020年末中国除去股权融资的社融存量为276.5万亿，一年期贷款利率为4.35%，名义GDP为101.6万亿，名义增长率为2.535%，则社融存量*贷款利率=12.02万亿>>名义GDP*名义增长率=2.58万亿。
由上可见，中国GDP增速呈现下滑趋势，原因不在于就业人口变化，而在于债务增长。市场经济不稳定的根源在于债务，债务推动的增长，最终被债务拉回，这就是债务长周期。内需带来内部债务人，外需形成外部债务人，故中国顺差拉动带来高增长，但它又是不可持续的，需要优化。
蔡昉的人口理论在逻辑上颠倒了因果关系，没有从需求侧找原因，缺乏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主题——债务，无法解释系统性风险的来源，以此指导实践误国误民。
7. 经济学发展主脉络昭示未来
古典的劳动价值论与全要素价值论之争，可归于生产函数贡献之争，而生产函数属于供应侧；边际革命转向需求侧，但它却是主观的形式，无法客观计量；马歇尔将上述供需调和，结果不伦不类；凯恩斯强调有效需求，弗里德曼关注货币，即需求以货币表达，但缺乏债务成分；费雪、辜朝明、达里奥述及需求中的债务，但均只是片断，没有建立完整的货币循环，缺乏正确的货币流量与流速，将M2视为货币，结果一边大声呼喊货币超发了，一边又对挤兑、通缩视而不见。由此，美联储1987年放弃了M1，1993年放弃了M2，货币数量目标退出舞台。据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透露，弗里德曼在晚年曾私下对货币数量论的失效感到十分困惑，事实上，他的M0M1M2系列将货币与债权混在了一起，且被银行的拆东墙补西墙的戏法所迷惑。然而，中国央行却成为了M2货币供应量的卫道士，声称要M2增速匹配GDP增速，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参见《新宏观 | 易行长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2增速匹配GDP增速》）。货币经济学词条指出：早在50年前，西方国家就开启了货币总量指标改革，遗憾的是，50年过去了，没有一个改革方案从理论上强调真实的货币速度对货币重要性的意义，没有一个新的货币指标比传统的指标具有绝对的优势，没有一个改革方案得到学术界和货币当局的普遍认可。货币流量与货币流速成为打开现代经济之门的金钥匙，它是经济学最基础的，也是最尖端的研究课题。
新宏观重新厘定货币流量与流速，建立货币循环，量化金融周期，明晰债务机理，让阴暗的经济学天空拨云见日。
忽视货币，缺失金融的传统经济学无法理解系统性风险的形成机理，只能当做是空中来客，辩称为不可预知的偶发冲击，掌握话语权的它极力压抑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
8. 储备需求解决方案
新宏观的储备需求解决方案为央行发行货币购买公益品，带动储户购买并长期持有公益资产，货币增发数量依据储蓄率与CPI。由于央行发行货币为社会的负债，它的偿还方式为将其购买的公益品交与社会免费使用。这样，就消除了货币发行与运行带来的债务，真正降低债务成本，从而摆脱了债务周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空间被打开，同时，随着免费公益品的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社会主义货币公有的优越性得以体现，它可以获得比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更快的增长，彰显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新宏观必将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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