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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用货币追逐商品》是我的新书，这本书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货币的本质，二是宏观经济理论，三是汇率理论。简单说：我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般商品互换合约，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有很多的错误，另外传统的汇率理论也是有问题的。 下面是我的前沿，本书电子版在经管书评板块中 并提供下载。https://bbs.pinggu.org/thread-1070112-1-1.html 。寻找志同道合之人共同探讨经济学的真谛！
前言
我本科就读于黑龙江科技学院（原黑龙江矿业学院）土木工程系建筑工程专业，1998年毕业后分配到山东工作。期间碰到了对我这一生影响重大的一个朋友——闫泽先生，在他的引导下我走上了经济学的道路。
2002年我报考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由于英语基础较差，再加上临考出了点小状况，所以我的英语只考了53分，甚至没有达到国家的合格线，离清华的分数线就差得更多了，但是基于我总分第一和专业成绩较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决定将我特招。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当时面试的情景，吴栋、张金水和武康平三位教授在面试时曾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报考西方经济学？我的回答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都有正确的一面，我相信它们不应该是争锋相对的，所以我期望能理解两者的精髓，并融合它们。可以说这些年我的学习工作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的。
“事物由于不完美，迟早会遭遇对立面的挑战，然后包含在正反两方中的部分真理，就会因对抗而体现出来。”[①]这是尼古拉斯·费恩（2010）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总结。大概所有的求知、求真的过程都是在这样的路径下展开的。
最早意识到货币理论的困境是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是一个开放的图书馆，学生们可以背着书包进入图书馆，里边的小商店有泡面，这样有的学生就会呆在那里一整天，一个温馨的图书馆总让人感觉恋恋不舍！由于经管类的图书在里屋，偶尔看书累的时候我会到外屋社科组随便翻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里面关于库拉的描述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当地的部落习惯用大量的物品和食物去交换其他部落的库拉物品，一段时间后如果另一个部落想要交换这个库拉物品，就需要提供更多的物品和食物，我当时隐隐约约感觉：库拉起到了交易媒介的功能，但是又与日常的货币表现形式截然不同，因为库拉在不断升值。
如果库拉由于充当了交易媒介而被看成是货币，那么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观念就被彻底否定了。
2005年我在清华完成了学业，到内蒙古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作了一名老师。回想清华三年许多老师的教诲让我终身受益，特别是我的导师刘玲玲教授，一直给予我宽松的学习环境，并给我悉心的指导，让我受益匪浅。
2006年我在内蒙古工业大学开设一门公选课：《货币经济学导论》，在那时我基本上形成了货币的本质类似于某种金融衍生工具的观点。
2008年我开始关注中国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的问题，面对中国白白地把物资输入美国来换回美元的愚蠢行为，我感到非常愤怒。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这种行为实际上在过去日本、荷兰身上也曾发生过，人们很早就用铸币税一词来讨论这种情况，但却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一不合理的现象对于宏观经济的主流范式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这一不合理的现象从来没有激发人们去怀疑、批判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套用中国的一句非常有名的政治口号就是，经济学术界遵循两个凡是：凡是经济学大师说过的话都是正确的，凡是大家已经认同的理论都是正确的，这让人感到震惊！
当然了上面的情况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就是也许有人早就意识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存在着缺陷，但苦于找不到一个完善的范式来代替它。
如果说外贸顺差只是隐隐约约让我感觉到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认识到增加值和全值概念上的混淆则成为我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全盘否定的导火线。收入是增加值范畴的概念，而支出则是全值范畴的概念，这样收入与支出的等价关系几乎可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
有时候看看身边的技术进步，你会感觉人类的聪明程度简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有时候看看人类在一些思想上的谬误面前竟会几十年裹足不前，你会意识到人类思想观念上的进步不会比蜗牛爬行的速度更快。
经济学必须要在均衡的概念下才能建立自己的理论范式吗？这大概是科学理性主义泛滥的又一例证。在总产出、总收入与总支出之间存在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决定关系，而不是某种均衡意义上的恒等关系，这是我们经济的常态，也可以说是货币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
当认识到：货币的本质是一般商品互换合约，并且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是：产出决定收入、收入决定需求、需求决定产出，以及贸易顺差对本国福利没有任何益处后，各个国家出于理性的必然选择就是减少外汇储备。这样基于分享贸易剩余思想的公平汇率理论就是上面这一新宏观理论必然的结论与补充。
在内蒙古工业大学工作的几年中，得到了管理学院同事们的许多帮助，值得一提的是管理学院前任院长李长青教授一直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鼓励与支持，王小利教授一直是我学习工作上的良师益友，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内蒙古财经学院图书馆许多老师的帮助，还得到了呼和浩特市图书馆地方志的王玉荣老师的帮助，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市中心支行、内蒙古钱币学会张文芳女士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的出版与中国商务出版社徐寄铭先生和张荣生女士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由于书稿完成的仓促，其中的错误很多，给张荣生女士带来了太多的麻烦，在此表示歉意！并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与帮助！
最后我要重点感谢我的父母，对于一个农民家庭，要供出一个研究生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一定花掉了父亲许多的钱。我十七岁离开家乡到东北求学的时候，通讯还不是很方便，每次我写信回去，邻家的大哥帮着读信的时候，情形往往是：大家围在一起坐着，静静地听着，屋子里除了读信的声音，还有母亲哭泣的声音，她太思念远在他乡的儿子了！
我一直都以能做他们的儿子为荣，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感觉日益增长。 为他们脸上争光、增加他们的荣耀、让他们感到自豪一直以来都是我努力的一个目标，也时时激励着我前进！
我深爱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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