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 林毅夫的文章,觉得他的观点实际操作性更强一些。杨小凯表示没有进行宪政改革的国家,经济增长只是暂时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内部的矛盾逐步暴露出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不足,也许经济就停滞了。因此,只进行一些表面的,不触及政治要害的技术引进会短期内使得经济增长明显,但是,由于宪政没有进行改革,没有形成一种权利制衡机制,国家机会主义会使得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政治精英或与之关联的人所窃取,社会不公越来越严重,抑制了平民的积极性,激励机制完全成为空口号。因此,他认为长痛不如断痛,现在就开始建立欧美,尤其是英国的宪政机制,先把制度层面的工作做好,这个工作做好了,下面的技术革新,经济增长就能在一个良性循环中自发进行下去了。应该说这个思想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中的思想大相径庭。因为,它强调制度变革是第一位的,是制度的改革促进了经济的良性增长,而马克思自始至终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经济基础的变动,引起了上层建筑的变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生产力先变,开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逐渐变得不适应,这样会引起经济基础的变革,经济基础变化了,所有制,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分配关系逐步变化,进而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关系也会发生变化,这样上层建筑(表现出了人与人之间除经济关系之外的全面的关系)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应该说中国的改革是牢牢遵循马克思的指导原理来进行的:先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是稳打稳扎,尽量不引起社会动乱,先是价格双轨制,对非国营企业放开一部分市场,让他们自营生计,将这部分放开搞活,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应该给国有企业职工制造一种示范效应。国有企业仍然采取了内部价格,一方面因为在有些行业国有企业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放开价格只会使社会上的价格猛涨,不利于投资信心的建立。另一方面,人们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自主创业也许对那时的人普遍而言,除非是逼上梁山,形势所迫,否则是不会出来冒风险的。因此国有企业在提供工作岗位,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方面的作用是极为重大的。后来由于市场活跃了,竞争激烈了,经济机会更多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淘汰了一部分效率非常低的国有企业,基本上百分之九十几的价格都由市场自发形成,现在市场在形成价格方面已占据主导地位。应该说从双轨制过渡到单轨制的过程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和成功的。现在还有一些关键的国有垄断企业还没有动,关键是:(1)这些企业控制着一些关键的,有战略意义,关乎国计民生的资源,比如石油,电力,钢铁等等。(2)这些企业为国家的税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目前“大政府”的情形下,构成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无疑是至关重要的。(3)这些企业供养了大批人,在减少失业,稳定人民生活和社会方面作出了贡献。这些领域即使效率没有私营企业高,但是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政府敢放吗?敢引入竞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