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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人类在名利面前越陷越深，只有那些穿越时空的思想和人物，能给这些可怜的人们一条救命线索，顾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一再重复一句话：人类在时空的隧道上，过于渺小，曾经存在的“伟人、伟大的思想”，经过时光的冲洗，都无一例外地离我们远去，只有真知灼见和真理依然在遥远的时空中熠熠发光。
我曾经一度陷入物质主义的目标和标杆的追求道路，直到而立，直到某个早上醒来，见到了顾准的介绍。忽然，豁然开朗，似乎重新找到了自我的定位和努力的方向。
Constitution说，人类生来平等，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这都是给人以无限幻想的绚烂的果实，经过媒体的包装，这个果实宛如在秋天的阳光下散发着诱人的一抹亮色，让人垂涎三尺。可是，这些果实对于一般人而言却是垫着脚尖也够不着的，不要说标榜公平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更不要说越来越有着权贵色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实，我当初的梦想，其实够简单，简单得有些难以置信，因为在那促狭的小环境，我看不见天外的天，对外面的世界唯一的工具来自信号不太好的黑白电视的灯红酒绿的生活。
似乎没必要去回顾那些微不足道的理想，然而，那是我的起点。
小学的时候，目标是在街道上学的初中生，可以不用回去吃午饭；
初中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的人和事物就是中等师范、中专，而那时的中专比中等师范要有价值，录取分数也远比中等师范高，只有成绩异常优异，不甘平庸的人才有了勇气去报考中专。至于，高中和大学，还是遥不可及，大学录取概率远比现在北京抽签摇号的概率低吧；
然而，到底是上了中学，因为命运安排，因为亲朋的几句话，总之，在毫无准备的情况、对未来也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上了中学。——中等师范仅差2分这是我庆幸的；亲朋不得不提到两个人，二婶婶、老袁，前者的评议为我求学的家庭压力扫清了障碍，后者已经选择中学，并朝着当时他表哥留洋路线在努力奋斗。
中学的目标简单，那就是大学、城市，那是代表着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想；后来有了更好的大学的追求，虽然曲折，但是那一年的奋斗却是我睁眼看世界的一种尝试，原来居然有着那么多思维活跃、言辞犀利、精力充沛、成绩好得令我有些仰望的同龄人，——那就是所谓的重点中学。在经历了连续11年的普通教育，第12年的、那时候的县里的精英教育，依然能给我以焕然一新的感觉，虽然后来知道还有远比那所重点中学更好的国家重点、双语中学、国际学校。无论如何，我是没机会享用了。这便是我当初对中国教育的体验，以一种矛盾的心态来经历，既羡慕那些重点的孩子们，又认为应试教育带来的后果是缺乏思考、创新、质疑能力；又认为起跑线固然重要，但是个人因素才是关键。对后代的教育，我是极主张中西结合。时代给了我们这些来自中下层的流动机会，然而，这种概率是极小的，一所中学几个班，也就那么1-2个接受博士教育，成为所谓精英、中产阶级。
大学后，目标有些多元化了，视野忽然被放大了。考研、留学、北上广当时很流行、进入外企是成功人士的标准——1998年，市场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改制，减员增效，只有外企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依然保持着优雅的收入和生存姿态，成了众多优秀学子的向往场所；
毕业后，分到了银行，然而，在强大的体制面前，因为没有资源，层层下放，最后落到底层，只比当初的起点高一点点。短暂的工作，体会了体制的强硬。外企的目标更加清晰。
经过奋斗，冲着外企、体制外、海外的目标，在毕业后三年进入985西部重点，已属过得去、来之不易。现在看来，以学历论英雄的不太可靠，虽然学历后是智商、视野、能力的象形符号，但是作为唯一指标是不可取的，与现在的北大、清华、人大、对外经贸等毕业的同事交往来看，学历不是唯一的衡量能力的标准。也去他们在校友资源有着更优势的地位。研究生三年，除了在将体制外的奋斗付诸行动——苦练口语，后来达到能和外国人自由交流，只是四年不练，有些口生。还认识到体 制的第二个问题，学术的行政化，教师和学术氛围日薄西山，依靠金钱发表论文、赚取奖学金、取得职称和博士资格。大所失望后，放弃了直接攻读博士的机会。毅然决然选择就业。
2007，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来临前夜，优势还不是很明显。进入外企成为我唯一的奋斗目标。口语也有了、综合能力也不错、经验也有，然而，再次感受到了体制的强大，偌大的校园招聘，外企录取的人竟然凤毛麟角，只有四大是最大的雇主。以前在图书馆看到的投行咨询公司在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OPERA来宣讲了下，摩根高盛雷曼之类的显然忘记了在西部还有一个叫SCU的大学，后来才知道，这类高级企业，只需要北大清华等一流毕业生。于是，在经历无数次奋斗后，外企终究渐行渐远，在国企的招聘面前，却有些如鱼得水。开行、人行、进出口银行都先后给了机会，还有刚开始找工作就给我机会的某证券公司。那时，我是决然不进入四大行的，我怕了，事实上，我的选择是明智的，很多进入四大行的同学依然只能看到支行管理层。股份制和非管理培训的外资，不过是保险化了的银行，业绩指标化，收入业绩化，员工工具化。
进入这家银行后不久，金融危机发生，雷曼倒闭，纯正投行全都烟消云散，曾经的偶像全都拉下了神坛，或者说是我们将它送上神坛后请下了神坛。国有企业的优势再次体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用不着三十年。于是，我坦然接受。我自大学开始的梦想、研究生奋斗的梦想、找工作破灭的梦想，在雷曼倒塌的一刹那得到解脱和超度。
我曾经一度陷入无理想状态。
京都的生活给了我从来没有的体验和视野、平台，我在这里观察、思考。虽然很多时候我依然对体制抱着敬畏的心态。
看了顾准后，我忽然发现了我的方向，做一个独立思考的、有良知和洞察力的中国经济的观察者。——远谈不上思想家。
但是，下一代的教育，我希望能从一个新环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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