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张维迎：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

还是很有见地的，中国就需要大家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需要精英的思想碰撞。

就这样子了

怎么感觉到处都有对骂的事存在.............

写的好好啊

还是比较有思想的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学者，实事求是，凭良心说话做学问才是基本素质。

（续2 不好意思审查太严，没转全）
中国的产业政策大部分是失败的
　　主持人：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就听您讲过要彻底遵循维也纳学派自由市场经济这样的理论。其实在08、09年，包括10年，我们看到中国**在应对这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有很多大手笔的动作，比如说4万亿，比如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但是到今年，大家都在探讨说，这些政策的副作用可能在10年开始会集中显现。比如说通货膨胀，比如说资产价值的飙升，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具体的现象，您怎么看？

　　张维迎：其实这也是一个全球的现象，现在的这种我认为错误的经验总结它是有一些理论基础的。这个理论基础就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建议，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市场的运作它是会出毛病的，一定要靠外在的力量才能去纠正他。另一方面，包括**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对他们来讲是很好的干预市场的借口，当然也可能他们真的就这么认为。因为有时候你喜欢接受什么样的理论，与你自己内在的需求有关系。好比说，**一般来讲是喜欢控制资源，如果这个市场有问题，**就用更多的资源来去解救它，这实际上给**当政者更大的权力，尤其我们看到，**看问题经常比较短视化，因为在西方民主政治下，任期是有限的，在我们东方的体制下，尽管我们不是民选，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个**的任期，好比我们听到本届**，这个跟过去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时候的话，他们更喜欢用一种短期的刺激政策来解决面临的，好比说经济的箫条，失业率的增加等等这些问题，但是他没有看到，经济本身是有规律的，短期用了这么强大的刺激政策，用了这么猛的药，它自然就会有它的后果，一方面的问题，好比说，引起了制度的扭曲，刺激政策是通过**渠道发出这个钱，**这个钱更多的是通过在中国的话是国有系统它发下去。这样等于说，通过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增加信贷，大量的社会资源从非国有部门就会吸纳到国有部门，这样的话引起整个经济制度的一个扭曲。在西方的话，好比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大量的钱也是通过**去发放，那么**只发放给一部分，他认为重要的这些机构去拯救它，这样的话，经济的行为主体，它对**过分的依赖，久而久之就变成我们叫的大而不倒，就是说它只要自己做大，出问题了，总会有人帮他，帮他的就是**。好比说你这个企业亏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没人管你，但是你亏了几百亿**马上就会救你。

　　一个小洞捅成大洞，它会对经济的运行带来持续的负面影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但是它与通货膨胀相关，通货膨胀只是一个表现而已，过度的投资会破坏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平衡。所以它最后一定又会引起经济新的箫条。

　　主持人：很多人在说，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在这两年，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的地位在下降，是这样吗？

　　张维迎：可以这样认为，我们再看12年前发生的东亚亚洲金融危机，那时候人们总结的经验是对的，为什么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因为亚洲**对经济的干预太强大，亚洲企业与**的勾结太密切了。这样的话，导致的金融危机。所以在那个之后，我们怎么去减少**的干预，让企业更独立的负责任。我们为什么从98年开始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的改制，甚至到2003年的国有银行的改制，其实就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当中总结的教训。那么亚洲的长期以来被认为**干预经济太强的一个地区。而这次金融危机源头是美国，美国是被认为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大的经济体。亚洲出问题了肯定是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出问题，那就是**。而美国出问题了，一定也是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出问题了，那就是市场。所以这两个总结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我认为这一次的总结，如果我们把它归结为市场的失败，回避甚至故意的掩盖**的政策制定者在这中的责任的话，我觉得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但是我要说这个问题是容易没有了断的，特别是我们看到有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是坚定的凯恩斯主义分子，包括像美国前两天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克鲁格曼，还有我们昨天跟我一块谈话的斯蒂格斯教授，他们是非常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斯经常会引用中国的例子来说事。

　　主持人：哪一段的例子？

　　张维迎：好比说，中国有好多的国有企业，中国**制定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干预很多。他认为这是中国成功的一个原因。所以他经常用中国的例子来说，所有制并不重要，竞争才重要。但竞争是重要，这个话没有问题，但他说所有制不重要，就缺少理论上的依据。我谈的就是说中国的故事经常被误读、误解。中国成功，在过去30年的成功，并不是说由于**的干预，由于国有的主导，恰恰相反，是因为**干预越来越少。国有企业越来越小，由于企业家有了更多的自由去做自己的事情，这才是中国成功的关键。可能这些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们会很夸奖中国的产业政策，但是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人，你知道这些产业政策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失败的，不能假定，**官员就比企业家看的更远，更大公无私，他更好的判断未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人类的历史证明，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这些人，对未来看的更准确的。而且任何一个企业家，对未来判断的失误，一定会受到惩罚，就是说你只要犯了错误一定要亏损，最后你可能破产。但是**官员他犯错误了，他又不能承担这个责任，他又不可能破产，而且他有话语权，他有资源，像我刚才讲的，自己的错误首先是别人的错误，他不会承认自己有错误的，企业家他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的。

　　直面质疑：科学恰恰是少数的

　　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提出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

　　这篇当时看来大胆前卫的文章，在全国旋即掀起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人们认为张维迎是唯利是图的经济学家。而这只是张维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个开端，从此之后，他就不断在改革进程中挑战和颠覆人们观念。2004年的张维迎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更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近年来，张维迎又对**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提出质疑、甚至炮轰国企、宣扬埋葬凯恩斯主义。有人说张维迎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而有人却给张维迎冠以了权贵经济学家的帽子。

　　主持人：我们发现可能您的真正的思路和想法往往是不被大众所理解的，您遭受到的争议是最多的。我们也看到，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您是一个不断挑战公众的情绪，无视老百姓疾苦的一个高高在上的经济学家，您会觉得很委屈吗？

　　张维迎：这没有什么委屈不委屈。其实你选择这个行业，这些事本身意味着你只能这样，如果我们想正确的东西，所有人都能够同时认识到的话，我们不需要科学家，我们不需要专门的养活那一批人搞理论探索，每个人都明白的事，不需要探索。我们之所以要探索，就是因为好多人闹不明白。好多技术的东西，一开始就是极少数人能够认识到。所以整理科学它是不能用多少人同意，多少人同意是正确的，那是政治决策，那不是科学。科学恰恰是少数的。

　　主持人：所以就是在言论真正上的正确和影响力的范围广大这两者之间，因为它往往是矛盾的，只能选一个的话？

　　张维迎：如果你要搞投机的话，哗众取宠的话，能可能得到很多人的拥护，但是你失去了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本身的责任。

　　主持人：您会担心因此而被边缘化吗？

　　张维迎：这个没有关系，其实搞科学的人，搞研究的人，我想他最害怕的不是说支持他的人太少，而是说他自己导致错误的言论。你觉得可能被边缘化，但是你相信你的东西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一定会，好比说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想到了1983年的例子，您发表的《为钱正名》那篇文章。当时应该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可能当时也是被迫的写了道歉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您觉得大众对于这种您认为真正正确的价值的认识现在有多少改观？到今天您觉得误解会减少吗？

　　张维迎：很正常。

　　主持人：有减少吗？对您的误解。

　　张维迎：我不知道，可能有时候还不太一样，好比80年代，90年代当我们发表一种观点的时候，其实你最担心的是某一种从上边来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压力。而现在的学者发表一种观点的时候，他可能不仅是来自上边的压力，而且是来自基层的民众的媒体的这种压力，有些学者他甚至有勇气迎接上边的压力，但是他没有勇气面对来自普通大众的压力。

　　主持人：那您呢

　　张维迎：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的，认为正确的东西。我也曾经说过，我觉得做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话，他应该勇敢的面对，包括大众、媒体的一些误解、批评，这本身也是作为科学的行列，本身的定义，不是说你要获得最大的民意支持。

　　主持人：您还会一直这么坚持下去吗？

　　张维迎：是的。但是我还必须告诉你，就是说有好多东西，得好多年，或者甚至有反复，好比孔子传的儒家的学说，几百年内都得不到承认，在秦始皇之前，甚至在汉武帝之前都是边缘化的。到了汉武帝之后，他被称为主流。

　　主持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张维迎：对，但是到了我们在几十年，将近100年，就是五四运动的时候，它又是被打倒，又认为他错了，然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才又发觉儒家文化当中的价值。同时这个问题也使我感到有一点一定要注意，任何一种真理或者正确的东西，都不应该取得垄断的地位，都应该允许批评，允许挑战，任何一种东西，一旦取得了垄断地位，它就会走向反面。

　　主持人：走向恶。

　　张维迎：因为这时候就是说不是真正吸引坚持真理的人，而是吸引了那些投机取巧，谋私利的人，包括宗教。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作为搞研究的，作为学者的话，我想不断的受人批评，本身就是应该是好现象。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一种理论，没人批评你的时候，一种可能性一味绝对胡说八道了，大家不信就不批评了。另一种因为你获得了垄断地位，人家不敢批评了，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好的。

　　

（续4 ）
这个社会需要1%的人应该有理想

　　除了在表达观点时言辞激烈，台下的张维迎给人的却是低调腼腆的感觉，张维迎出生在陕北农村一户典型的农民家庭，也许正是这样的成长经历，赋予了他耿直的性格。

　　母亲逝世的那一年，张维迎写下了少有的一篇不是关于学术而是关于母亲的文章，在工作和生活中，张维迎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边是处在舆论暴风中心的学者，一边是农村淳朴父母的孝顺儿子，无论是怎样的角色，张维迎都不曾忘记那份扎根陕北的故乡情怀。

　　主持人：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您在很多地方都待过，比如说体改委，后来又去牛津念书，后来来到光华，我们也记得您曾经说过最让您激动的，难以忘怀的是在体改委的那六年。

　　张维迎：那个时候，你要知道，从我来讲很亲切，你在学校毕业就去那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当时可以对中国改革开放发挥蛮有影响的一些作用。就是说这是你过去没想。另外你自己有一种理念，你希望能够对这个社会发挥作用。你在那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问题很多，需要我们探索。而且我在那么年龄的情况下，可以参与到那么一些重要问题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丝毫不看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那确实是很难忘。而且那时候，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功利主义的色彩，它是一种理想抱负，为国家的兴亡负责任，为这个社会的进步负责任。

　　主持人：那时候是理想在天上飞行的年代。

　　张维迎：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务实了。99%的人应该务实，大概有1%的人应该有点理想主义。

　　主持人：您就是那1%。

　　张维迎：我不知道我是不是1%，其实我曾经说过，我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我只是对我来讲，一切都顺其自然。

　　主持人：我们也注意到，您后来一直再没有进入到体制内去工作。

　　张维迎：我后来认识到，其实对我来，能发挥最大作用的不是在**某一个部门，做某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是说通过自己的研究，理念的宣传来影响普通的人，影响制定政策的人。而对未来发生最大影响的是我们年轻的一代。所以我从牛津回来，我就毅然决然选择去大学，我相信教育年轻人可能比你在**研究某一个政策，甚至当一个幕僚更有价值。

　　主持人：我对您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可能跟经济学无关，是当时我们看到您写的一篇博客，在您母亲去世的时候，那使我特别特别感动。很多人都说您有农村情结，但是我们发现您的研究里很少提到农村的经济发展。这是为什么？

　　张维迎：我自己觉得，我的农村经历对我搞经济学研究非常的重要。对我为人做事也很重要。当然我可以去做一件很细的事，比如说那就是农村来的，要帮助农村发展，某一个村，或者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我擅长的。我相信如果我的研究在推动我们变革发挥作用的话，包括我的家乡，普通人，农民会生活的更好。这比你自己说做某一件事更重要。

　　主持人：在文章当中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您母亲去世的时候，家里住的还是土院，很多人觉得经济学家应该是很富裕的，我想知道您的价值理念是什么？

　　张维迎：我其实当我后来工作以后，我觉得我父母的生活，还是有很大的改善。比我们村里好多人家要好多了，这是真的。但是人呢，他有时候形成一种习惯，它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不要去强制的改变他。我们从农村出来的人，经常发现，你把父母接到城里住，有时候他们并不舒服，首先讲，切断他们生活本身，他们有时候，宁愿在乡下住。我父亲78的时候，仍然下地干活，爬山、下坡。那我每次，真的，有时候我生气，说你不能再那样，因为那个东西，对我来讲，不值什么钱，你所有一年辛勤的劳动，我可以很容易的就替代。后来我觉得这不对，为啥，那是他的一种生活，那个东西不是用钱可以替代的，所以说我们人类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老是以为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让别人接受它。

　　主持人：父母的影响也是造成您不是很看在外在名利的原因？

　　张维迎：我想像你看那篇文章的话，您应该有感觉，我想里面有一句话，我引到小时候讲，人活脸面，树活皮。一个人你活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做人，不要让人背后对你指指点点，你做的每一件事能对得起良心，不要为了自己去伤害别人，这些我觉得都非常非常重要。

前面审查太严，没有发完全。

[转贴]真敢说！张维迎被赶下台后公开直言批**

       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刚刚卸任北大光 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不久的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15日晚在黑龙江亚布力举行的企业家论坛上围绕当前经济政策演讲时指出：现在的民主体制下，每个当官的不像 过去皇帝考虑子子孙孙的利益，只考虑这一届**的利益，强调**主导的经济政策必然倾向于成为坏政策。张维迎以此番言论再次直批**。



    综 合媒体2月17日报道，张维迎15日当晚发表了主题为《好政策与坏政策》的演讲，对当前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进行了点评。会上，他还与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 庆围绕政策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舌战。张维迎认为，**在制定政策时是基于“无知和利益”，限制了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热情，并导致企业参与寻租经营。他表示，强调**主导的经济政策必然倾向于成为坏政策，“应当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张维迎在201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一届年会上

       张维迎以最低工资、扩张性货币手段、摇号买车等政策为例指出，经济学家评价政策有三个标准：第一，政策目标与结果是否一致；第二，新政策是不是成本更低、更好的替代方案；第三，是否基于对消费者支付决策的预期。

       张 维迎表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政策的目标与结果很不一致的原因在于缺乏激励，从政策制定者到执行者的社会个体多数被动型。他以企业为例指出，如果限制了 企业家创业和创新，这个政策就很难被称为好政策。“经济增长需要企业家的判断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任何限制自由竞争的政策不是好政策。”

       他称，凯恩斯主义本来是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的理论，现在变成了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中国现在“十二五”制定的理论依据很多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公式。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凯恩斯主义？两个原因，第一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使**大把的花钱，第二政治家通常喜欢短期的目标，因为现在的民主体制下，大家知道每个当官的不像过去皇帝考虑子子孙孙的利益，现在只考虑这一届**的利益，所以凯恩斯主义为他解决短期利益提供了借口。

      张维迎指出：我们很多既得利益一般都打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外衣，这样我们很多老百姓就变成既得利益者的人质。真理由此就变得非常脆弱。八十年代我们很多有理念的干部，但是那时候比赛谁在干事儿。但是现在比赛谁在不干事儿，因为越不干事儿越安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然这是我们不大愿意看到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也许我们只能如此，我们只有等待。

      前不久，张维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坦言，现在来看，整体改革的势头正在丧失，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而且是非常戏剧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让改革从上到下就只是一个口号而已。我们可以嘴上说改革坚定不移，但是没有行动；包括用人制度，要改革就得有改革的人。这是一整套的问题，思想认识上的问题、组织上的问题。原来大家说我们不能害怕改革犯错误，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现在慢慢变成可以不改革，但是不能犯错误。

       2010年12月22日，现年51岁的张维迎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该职务由副院长蔡洪滨接任。这一看似正常的人事变动，却出人意外地引发了关注和热议。

      **从来都不待见的主流经济学家，所以，张维迎从来就不乏争议。他的几乎每一次发声都会招致更大的争议。在与体制进行了多年斗争后，张维迎体会到：“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一位与张熟识的光华学院教授称，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维迎是一个人与一个庞大的行政体制作斗争。他这次去职，就是斗争的自然结果。遗憾，但无可避免。

       有 评论认为，张维迎卸任是好事，不是坏事，他从此可以沿着著名教授之路狂奔，而不必在教授与教育部门改革官员的身份中动辄得咎。很多人愿意把张维迎的卸任和 茅于轼的禁足、吴敬琏的落寞、厉以宁盛名之下的被怀疑和低调联系起来：张维迎和很多知识精英手中关于改革的话语权，近十年来正在逐渐变弱，曾经在中国叱咤 风云的那一批“市场派”经济学家，看来已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