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作与投稿 | 进一步分析的“新”思路：基于经济研究和SMJ的两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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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步分析的“新”思路

随着研究方法的成熟、发表要求的提高以及学者研究能力的增强，好的研究论文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解释X与Y之间的关系了。除了常见的情境机制分析和中间机制分析，很多论文都会对研究问题做进一步分析，常规的思路包括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分组回归、经济后果检验等。

在最近的论文阅读过程中，笔者好像发现了一种新的进一步分析思路：对X的前因进行检验，即将研究视角往后移动，关注影响X的因素，回答是什么驱动了X，从而对研究问题形成更全面的理解和更有意义的洞见。当然，这么做，也不排除是为了回应审稿人的建议。因为我在学术会议上听到点评专家这么提问：既然X对Y有积极的影响，那为什么只有少数企业拥有X或者在X方面表现得比较强呢？要对该问题进行回应和解决，对X的前置因素分析就必不可少了。但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作为读者，能看到内容丰富、研究设计合理、逻辑清晰的文章自然也是一种享受。

为什么说是好像发现了呢？因为笔者所阅读的文献有限，并没有大范围地做文献梳理，来观察这一现象，在本次的推文中笔者只列举两篇文献，分别来自国内经济学顶刊《经济研究》和国外管理学顶刊《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所以究竟有没有形成或者将要形成一种普遍的研究范式还不得而知。但这不妨碍我们对顶级期刊论文的学习，让我们来看下这两篇文章是怎么做的。

二、范文（一）《广泛撒网还是重点培养？企业做慈善对赚钱能力的影响》

第一篇文章题目为《广泛撒网还是重点培养？企业做慈善对赚钱能力的影响（Giving a little to many or a lot to a few? The returns to variety in corporate philanthropy）》，2021年发表在《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Seo等（2021）研究了企业慈善事业的多样化程度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边界条件以及中间机制。文中实证检验了企业慈善事业的多样化程度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以及影响两者关系的边界条件和中间机制。捐赠多样性是用1减去企业在各慈善事业领域的捐赠分布的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企业盈利能力使用资产回报率(ROA)来衡量。

在文中进入讨论部分之前，做完机制检验之后，文中分析了慈善多样性的前因，原文如下：

Antecedents of philanthropic variety

If donation variety wa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profitability, why didn’t all firms give to the maximum number of causes? While answering that question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current paper, it is interesting to examine potential antecedents of philanthropic variety in our sample. To do so, we ran regressions predicting Donation Variety as a function of our controls, the results of which are shown in Table 6. We found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coefficient for Donation-to-Sales Ratio and a negative and significant coefficient for Donation-to-Sales Ratio2 suggesting (unsurprisingly) that variety increased with donation amount, though at a decreasing rate. Donation variety was also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giving across congressional districts15. Importantly, we found that lagged ROA did not predict donation variety in our sample (M23), ameliorating concerns of reverse causality.

翻译过来：

如果捐赠多样化与企业盈利能力正相关，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把慈善事业做成多样化？虽然回答这个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在我们的样本中研究慈善多样化的潜在诱因是有趣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捐赠多样化视为控制变量的函数，进行了回归预测，其结果如表6所示。

我们发现，捐赠-销售比率的系数显著为正，捐赠-销售比率平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不出所料)，捐赠多样化程度随着捐赠的增加呈现出现增加后下降的趋势（换言之，捐赠-销售比率与捐赠的多样化程度存在倒U型关系）。捐赠的多样化程度也与国会选区的捐赠呈正相关。重要的是，我们发现滞后的ROA不能预测样本中的捐赠的多样化程度(M23)，这减轻了反向因果关系的担忧（这是检验X与Y是否互为因果的一种方法，就是对调X与Y进行实证检验，看Y是否会显著影响X，如果不会就认为X与Y互为因果的可能性比较小。当然，这不是检验内生性问题的绝佳武器）。

正如文中所言，回答慈善多样性的前因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所以作者也没有花太多笔墨对前因结果背后的理论逻辑进行详细阐述了。对于这一问题的详细研究可以留给感兴趣的读者来做了。

（二）《大数据应用对中国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证据》

第二篇文章的题目为《大数据应用对中国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证据》，2021年发表在《经济研究》。张叶青等（2021）研究了大数据应用对中国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以及中间机制。大数据应用的衡量是用文本分析方法做词频统计；企业市场价值采用托宾Q值( Tobin's Q) 衡量。托宾Q值定义为公司总市值与总负债之和除以公司总资产。由于论文构造了大数据应用指标，因此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分析中国上市公司大数据应用的描述与决定因素。

具体而言，论文分别采用 probit（模型1）和OLS（模型 2）模型分析大数据应用程度的决定因素。在表3中汇报了大数据应用程度的决定性因素的分析结果。

张叶青等（2021）考虑到大数据投入在时间上可能存在序列相关性，在probit回归中（第1列和第2列）仅保留公司首次在年报中披露“大数据”相关关键词的年份及其之前年份的观测值，剔除了首次披露之后年份的数据，考察了公司开启大数据相关投资的决定性因素。

在OLS回归中（第3列）报告了基于大数据应用程度的连续变量(lnBigdata) 和全样本的分析。

综合表3的结果发现：规模较大的公司、有形资产占比低、盈利能力强的公司更可能应用大数据; 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越可能应用大数据。

当然，跟上面的那篇文章一样，由于不是论文研究的重点，作者做完回归，得出结果，没有对该问题再做详细论述了。

三、小结

把问题拆解得更完整、剖析得更仔细对论文价值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虽然笔者在前面说，这是否是一种"新"的进一步分析思路还有待商榷，但是学术界追求规范、严谨和完整的研究已经是一种不要否认的趋势了。至于要不要在文中做上述分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问题。例如，这两篇文章得出的观点都可以简单总结为：X对Y有好处。那么这必然会引起读者的好奇：既然X这么好，为什么其他主体不这么做呢？所以在这样的追问下，做这种分析就顺理成章。再譬如，第二篇文章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指标，并开辟一个章节来论述其分布特征，加入上述分析后读者能够对样本企业的大数据能力构建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无论如何，这两篇文献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进一步分析的思路。

参考资料：

1.张叶青,陆瑶,李乐芸.大数据应用对中国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1,56(12):42-59.

2.Seo H, Luo J, Kaul A. Giving a little to many or a lot to a few? The returns to variety in corporate philanthrop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21, 42(9): 1734-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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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论文写作 经济研究 SMJ Philanthropy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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