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学术参与与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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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
《Academic Engage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 in an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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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ngbo Shi, Yeyanran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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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提交年份：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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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Does academic engagement accelerate or crowd ou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university knowledge? Research on this topic seldom considers the impact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when a formal institution for encouraging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scholars has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is ques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which is in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stage. Based on a survey of scholars from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we demonstrate that academic engagemen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commercialization and that this impact is greater for risk-averse scholars than for other risk-seeking scholar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in an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environ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encouraging academic engagement to stimulate the commercialization activities of conservative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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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学术参与是否加速或排挤了大学知识的商业化？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很少考虑制度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尚未建立鼓励学者商业活动的正式制度的情况下。本研究以处于制度变迁阶段的中国为背景，探讨这一问题。基于对上海海事大学学者的调查，我们证明了学术参与对商业化有积极影响，而风险厌恶型学者的这种影响大于其他风险寻求型学者。我们的结果表明，在制度转型环境中，政府应考虑鼓励学术参与，以刺激保守学者的商业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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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

一级分类：Economics        经济学
二级分类：General Economics        一般经济学
分类描述：General methodological, applied, and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s.
对经济学的一般方法、应用和经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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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分类：Quantitative Finance        数量金融学
二级分类：Economics        经济学
分类描述：q-fin.EC is an alias for econ.GN. Economics, including micro and macro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of the firm, labor economics, and other economic topics outside finance
q-fin.ec是econ.gn的别名。经济学，包括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企业理论、劳动经济学和其他金融以外的经济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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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下载：
--> Academic_Engagement_and_Commercialization_in_an_Institutional_Transition_Environ.pdf (645.56 KB)

2022-6-15 21:02:45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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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变迁 商业化 Quantitative Contribution Conservative

制度变迁环境下的学术参与与商业化：来自上海海事大学董波史、叶燕然葛[1]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证据摘要：学术参与是加速还是排挤了大学知识的商业化？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很少考虑制度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尚未建立鼓励学者商业活动的正式制度的情况下。本研究以处于制度变迁阶段的中国为背景，探讨这一问题。基于对上海海事大学学者的调查，我们证明了学术参与对商业化有积极影响，而风险厌恶型学者的这种影响大于其他风险寻求型学者。我们的结果表明，在制度转型环境中，政府应考虑鼓励学术参与，以刺激保守学者的商业化活动。关键词：学术参与、商业化、风险偏好1。导言大学是公共研究体系的核心，大学创造的知识的商业利用在世界上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因为它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学术知识的商业化包括披露、专利、许可、专利转让和学术创业活动等活动。

事实上，商业化本质上代表了大学的“第三使命”，在许多国家受到鼓励（Foray&Lissoni，2010）。然而，商业化并不总是像现在看起来的那样合法。商业化活动最初是有风险的，并受到体制环境的制约。20世纪60年代，由于商业化活动的利润与政治尴尬风险之间的权衡，美国科学家对商业化的态度模棱两可。直到1980年颁布《拜赫-多尔法案》（Hausman，2018），大多数学者才开始从事学术商业化。该法案改变了美国大学鼓励商业化的态度，如今，商业化被视为美国大学的使命之一。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以其商业化成果而闻名，许多大学都设立了技术转让办公室（TTO），为其教授提供服务（Siegel、Waldman、Atwater和Link，2004）。最近的研究强调了学术参与的重要性，“学术研究人员与非学术组织之间的知识相关合作”（Perkmann et al.，2013），目的是将科学知识从大学转移到行业。学术参与是指合作研究、合同研究、咨询、提供特别建议以及与从业者建立联系等活动。与学术商业化相比，学术参与在科学家中更为普遍和可接受，因为学者无需担心学术参与对其科学生涯的合法性和不确定影响。

然而，学术参与和商业化之间的关系仍有待研究（Perkmann等人，2013年）。一方面，学术参与可能促进商业化，因为与行业合作可以启发研究人员哪些科学发现更有商业化潜力，使他们能够投入更多精力为这些发现申请专利，以获得进一步的许可或衍生产品（Shane，2001）。另一方面，学术参与可能会排挤商业化努力。通过学术参与，公司为其业务吸收了足够的学术知识，研究人员和大学获得了可观的回报（Cohen、Nelson和Walsh，2002）。这项研究是在中国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国还远没有建立起一个正式的学术知识转移机构。虽然中国政府鼓励大学参与商业化活动，并在1996年、2002年和2015年出台了多项相关政策，但在实践中，科学知识很少被商业化。中国学者仍然担心商业化进程中涉及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同行压力到流言蜚语，甚至是隐藏在早期制度交易过程中的腐败相关危险。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傅林12的案例。

1.http://www.sixthtone.com/news/1001620/tsinghua-renews-contract-of-academic-charged-with-corruption   傅林，清华大学人才科学家，参与学术创业。2016年，傅被指控学术腐败并被捕。我们的研究发现，学术参与对商业化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在风险厌恶的学者中更大。此外，组织支持改善了商业活动。本研究至少从两个方面对现有文献做出了贡献。首先，我们在研究中深入考虑了学术参与与商业化之间的关系。其次，我们的模型中加入了个人风险偏好，因为风险偏好对学术参与和商业化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第2节介绍了理论框架并概述了假设。第3节解释了方法策略。实证分析的主要结果见第4节。最后，第5节给出并讨论了结论。2、理论背景和假设2.1中国的商业化商业化是指通过话语、专利和许可（Thursby&Thursby，2002、2004）或通过创办营利性公司（Ding&Choi，2011；Etzkowitz，1983；Shane& 在商业化过程中无意滥用其大学的科学资金。库拉纳，2003年；Stuart&Ding，2006年）。

商业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学术知识，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影响商业化的因素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还发现，制度和组织因素对商业化有影响（Heinecke，2018）。因此，“将制度纳入进化增长理论”（Nelson，2002）和制度转型阶段的商业化值得学者们关注。在中国，鼓励学者特权的正式制度尚未建立。中央ZF启动了多项政策和法律改革，大学和学者已经开始对商业化进行非正式探索。最重要的三项政策分别于1996年、2002年和2015年推出。199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技术转让法》，以鼓励技术转让，并提供了有关技术转让的细节。分配给发明人的奖励份额不得低于转让回报的20%。这项法律首次正式承认研究人员的特权，但没有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特权的进一步信息。2002年，科技部、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国家研究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明确了公共资助科研项目的产权属于高校而非ZF。

2015年，发布了《技术转让法》修正案，要求学术学者至少拿出一半利润，以提高其“转让知识的动机”。2.2学术参与和商业化学术参与被定义为“学术研究人员与非学术组织的知识相关合作”（Perkmann et al.，2013，Mowery et al.，2015），学术参与包括合作研究和合同研究以及咨询等活动，提供特别建议并与从业者建立联系（Perkmann等人，2013年）。学术参与与商业化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学术参与为学者提供了与行业建立联系的机会，这将促进商业化（Powell&Colyvas，2007）。学术参与为学者提供了更多的行业经验、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这些都是商业化的关键因素（Stuart&Ding，2006）。根据加拿大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委员会的数据，Landry等人发现，当研究人员有咨询经验时，推出衍生产品的可能性会增加（Landry、Amara和Rherrad，2006）。另一方面，学术参与可能会排挤商业化。Cohen（2002）指出，在大多数行业，咨询在将公共研究转化为产业方面比专利或许可更为重要，学术参与的回报远高于商业化（Perkmann et al.，2011）。关注学术参与也限制了商业化的时间。丁和崔（2011）发现，公司的科学顾问不太可能成为学术创始人。

总之，在没有建立正式制度的情况下，直接商业化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知识转让方式。学术参与与商业化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实证结果可能是一种净效应。然而，对这种关系的实证研究很少。因此，我们的第一步是测试以下假设：H1a/H1b：学术参与对商业化有积极/消极的影响。2.3风险偏好和商业化风险偏好是商业化的因素之一，它调节学术参与和商业化之间的关系。商业化所涉及的风险是由不明确的机构造成的，因为商业化需要时间来建立充分的历史。在制度变迁的早期阶段，商业化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和目前的中国。学者可能会因流言蜚语而面临风险；一些人认为，在科学研究上花费更多时间的学者参与商业化的时间更少。研究表明，科学生产力与技术转让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Barletta、Yoguel、Pereira和Rodriguez，2017）。因此，科学家们害怕在科学研究方面被视为失败者。此外，参与商业化的科学家有失去学术自由的风险。由于研究人员和行业领先学者的不同目标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研究路径，公司可能会出于保密考虑限制其成果的发布（Derrick，2015）。当学者们误解了模棱两可的政策时，商业化是有风险的。

无意中滥用科学资金很容易与腐败联系在一起，腐败会破坏科学家的声誉和职业发展。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心来管理成功的商业化努力，保守的学者可能不会选择参与其中。此外，学术参与有助于以较低的风险实现知识的商业价值。因此，厌恶风险的学者可能倾向于将学术参与视为商业化的替代品，而非补充。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2a：寻求风险的学者更有可能参与商业化。H2b：风险偏好对学术参与和商业化之间的关系起到负面调节作用。2.3组织和商业化大学为促进商业化做出了巨大努力。一些大学制定了奖励参与技术转让的教师的政策，从而获得更多的许可证（Perkmann、King和Pavelin，2011），一些大学设立了TTO（Bercovitz等人，2001），以促进商业化。组织的专利和版权政策影响科学家的商业化能力（Bercovitz&Feldman，2006；Debacker&Veugelers，2005），实证结果表明，组织传播知识的使命和监管环境的存在有助于技术转让（Olaya Escobar et al.，2017）。在鼓励商业化的组织中工作的学者可能会更多地参与商业化活动。此外，这些组织的商业化风险较低。

因此，这些组织中的学者可能倾向于将学术参与视为商业化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因此，我们假设如下：H3a：组织中更关注商业化活动的学者更有可能参与商业化。H3b：组织注意积极调节学术参与和商业化之间的关系。其他个人特征，如年龄、性别和以前的科学工作，影响商业化。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学者的科学工作及其积累最具影响力（Louis、Blumenthal、Gluck和Stoto，1989；Abreu和Grinevich，2013；Lam，2011；Olaya Escobar、Berbegal Mirabent、Alegre和Duarte Velasco，2017）。数据和方法3.1数据我们的数据来自上海海事大学（SMU）。SMU TTO向教员分发了非匿名问卷。该调查于2017年7月进行，从250份问卷中收到106份有效回复。有关出版物、专利和研究资金的信息从TTO收集。SMU是上海的一所公立大学，拥有六大学科：工程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科学和法学。关于该样本的使用，有两个主要考虑因素。一方面，南大在中国是一所中等规模的大学。与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等顶尖大学相比，SMU可能更具代表性。另一方面，SMU拥有商业化的能力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