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为辛亥百年纪念,也是《四千年农夫》英文版出版一百周年。
在与中国这百年来诸多不谙洋务却食洋不化之辈相互印证的、近乎无慨而慷的作缅怀态中,愿意认真反思百年激进现代化历程中制度变迁成本的中国人之鲜见,竟使我的两个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地做“在地化”生态农业试验研究的博士生抽空翻译出版的这本书《四千年的农夫》,成为罕见的空谷清音!
书的背景是——
就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两年年,美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土壤专家,远涉重洋携妻子游历中国、日本和高丽,考察三个东亚国家古老的农耕体系。这两位年过花甲的美国老人怀着急切的心情想与东亚的三个古老农耕民族的农民交流!因为,他们百年之前的问题意识相对于今人而言亦属非常紧迫,“我们渴望了解经过三、四千年之久的今天,怎么使得(有限的)土壤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这三个国家稠密的人口。现在我们得到了这个机会”。
不过,当年激发金教授对东亚三国农业强烈兴趣的,正是当时美国农业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外来殖民者杀戮土著、贩卖奴隶条件下的大规模开发之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北美大草原肥沃土壤大量流失,严重影响农耕体系可持续性,农业生产效率远低于东方三国。
虽然讳言殖民化罪恶几乎是大多数西方治学者不能摘下的“心罩”,但是,良好的科学素养仍然使得金教授在不涉及东亚原住民未被西方彻底殖民化的前提下,很快地就发现了东亚三国农业生产模式与美国模式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资源条件约束和东亚农业生产模式的优越性。东亚三国农业生产特点集中于生产过程中高效利用时间、空间和各种可增进土壤肥力的资源,甚至达到吝啬的程度。但唯一不惜投入,以致过度使用的资源则是农民自身的劳动力。
亦即,东亚传统小农经济从来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
当今之地球人差不多都知道,中国耕地资源仅占世界的7%,水资源占世界的6.4%,而水土光热配比的耕地不足国土面积10%;如果按人口与资源应该基本平衡的道理看,中国人口的2/3原本就缺乏生存条件!
何况,中国大部分国土位于北纬20度至40度之间,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南北纬30度地区主要以干燥晴朗天气为主,因此全世界主要热带沙漠才大多分布于南北纬30度附近。由此可见,中国在地理上本来就属于北纬干旱带,若非太平洋季风带来季节性降水,则中国大部分地区将面临更严峻的干旱。
据此认为:在资源有限、总体自然条件并不适宜农业生产的情况下,中国竟然滋养了世界约20%的庞大人口,若没有农民几千年的辛劳和来自实践的智慧,任凭谁、舶来什么激进的理念和先进的制度设计,恐怕都无济于民生之多艰。
正是短缺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口塑造了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精耕细作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以及中国农民极端节俭、克制欲望、任劳任怨的品性。长期以来,无论是分成租、还是定额租,名义地租率都在50%左右变动,而精耕细作生产模式下的实际地租率则在一般情况下都低于50%。由此可见,尽管人口众多,劳动力仍然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中最关键的要素,其要素回报率甚至长期高于土地。
由此可知:小农的“家庭理性”作用与农户人口增加存在相关。
因为,如果是男性即意味着获得未来可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相对低风险的、因稳定而有累积收益的预期;如果增加了女性,则能够在农闲时期参与到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更高的养殖业、手工业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流通等工作中,换取短期收入以补贴家用。这种能够内部化外部风险的小农经济的家庭理性之特点,在于农户内部劳动力组合投资机制的发挥,是建立在“精耕细作+种养兼业”所促发的土地生产率高企的基础之上的。
结合小农家庭内部劳动力组合投资机制考察农业经济时代中国发达的商品经济,则不难理解小农家庭人口生产派生的过剩劳动力接受极低的报酬进入农业之外的生产领域。每当王权能够保障社会基本稳定,则过剩的劳动力就会很大程度地被农村内部的五行八作吸纳,由此而内生出来的,则是能够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村社理性”。即使村社不能吸纳,过剩劳动力也会被城市和集镇的民间三百六十行吸纳。
当时局动荡、百业凋敝时,过剩的劳动力回流进农村和农业,加剧小农家庭人口资源关系紧张的同时减轻了城市商品经济吸纳就业的压力,待外部制度调整到位、百业待兴之时,小农家庭过剩劳动力再次流出。但是,这一调整过程并不总是能够顺利完成。不利气候因素长期大面积影响农业生产,或者王权未能及时控制吏治腐败、官僚豪强兼并土地之势,或者遭遇外部侵略,这些外部非经济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导致小农家庭不堪重负土崩瓦解,最终导致农民起义和王朝更替。
由此可见,东亚乡土社会的小农家庭和村社群体实际上发挥着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稳定时期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地廉价劳动力,困难时期则成为各种社会危机转嫁的承载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