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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被设计出来的
———《激荡三十年》（上）读后感
新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激动人心的三十年，作为中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中国企业在三十年来的跌宕起伏的发展与成长历程，推动和造就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奇迹。认识与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就，就必定不能绕过当代中国企业的成长史。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撰写的《激荡三十年》正是一部以1978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企业为对象的中国当代企业史。该书上册部分一出版，就在中国财经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受到了国内众多经济学家和主要财经媒体的推荐，自出版以来一直是国内图书销售排行榜上的热门图书。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读《激荡三十年》都会生出许多不同的感悟。正如该书作者在该书前言部分所言，企业的历史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表象。我想从该书所叙述的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上的视角中，探究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作为我对《激荡三十年》的读后感想与思考。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是莎士比亚撰写的戏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从目前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来看，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此背景下，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是摆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肩上的历史重任，正如上面的哈姆莱特之问一样。中国ZF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无论积极还是着急，经济改革的序幕在1978年正式拉开了。
多少年后，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公同志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我们从邓公流传至今的改革名言来看，在改革初期，那时候国家对于怎么进行经济改革，其实尚没有一个全面、系统和清晰的改革思路的。比如“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直到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首次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评判标准，中国ZF改革开放的思路才开始变得系统、清晰起来。而这一历程反映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改革思路变迁呢？《激荡三十年》（上）给我们提供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视角。
1978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元年。这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召开了全国科技大学，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给人一种“气候”确实变化了的感觉。这一年，经济改革开放总设计邓小平开始访问考察了东亚经济强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寻求改革经验。但这一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该经济事件即闻名全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小岗村大包干的经验随后迅速推广至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现在我们无法确知隐蔽进行的小岗村民办产到户的行为与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有多大的关系。但我们知道包产到户行为在中国农村并非首次，早在1956、1957年间，浙江永嘉和温州地区便先后出现了村民秘密组织开展的包产到户活动。但与小岗村境遇不同的是，浙江永嘉和温州地区的包产到户行为受到严厉批判而终止。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的是，小岗村民办产到户的行为在1978年被决定进行经济改革的中国ZF允许“尝试”。结合该书所描述的1979年开展的以首钢等八家企业为试点，以“放权”为主题的国企改革，和在没有国家计划和财政拨款下利用香港招商局开发深圳蛇口工业区（即深圳特区的雏形）的尝试。到1980年在个体经济已经如杂草般纷生的时候才开始颁发第一张个体化营业执照，无不表明ZF初期推动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一种允许“尝试”、认可“尝试”的改革。允许“尝试”、认可“尝试”和鼓励“尝试”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
中国30年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以后被经济学家总结为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推行的“休克疗法”相对。后来被邓公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一个是上面阐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另一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些都不是改革者的事先设计。而作为改革者事先严格设计和事中着力推行的国企改革，无不面临事后的失败。《激荡三十年》给了我们一个关于国企改革的全景式的展示。
1979年，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企改革的第一步，选择了首钢等八家进行以“放权”为主题的试点。“放权”之后又开始“让利”试点，这些改革措施在试点时很有效，但推广起来却无效。继而实行的“利改税”、奖金激励制度、承包制等改革，无不同样虎头蛇尾，陷入推广开来后的试点效应递减的泥淖。那个时代的改革人物周冠五、步鑫生、马胜利甚至德国厂长格里希都只能在一时辉煌后归于落寞。后来有关国企的改革与国企一样陷入了困境乃至绝望，改不好就卖掉，卖掉国企自1991年以后在开始许多地方ZF风靡一时，直至2008年的郎顾之争。期间国家仍然对大部分国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股份制改造，推行增量改革等。
与国企的艰难改革相比，不曾被重视的乡镇企业却异军突起。在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的交手几乎每战必胜。乡镇企业是一个中国式的名词，它诞生在计划经济依然强大但已开始被撕破口子的背景下，是在特定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下的产物。《激荡三十年》给我们展示的上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其实就是农民企业家依托地方ZF、在国有企业夹缝中求发展的环境下办立的企业，具有浓重了个人色彩。待到1992年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之争了断后，那些依靠地方ZF的庇护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乡镇企业，纷纷以各种千奇百怪的方式完成了产权的清晰化，变成了一个个民营企业。诸如浙江鲁冠球的万向集团、江苏蒋锡培的远东集团等。可以说，乡镇企业诞生与国家管理的真空地带，它们从来没有被国家规划，它们的发展不仅出乎了国家决策者的意料，也在世界企业产权史上绝无仅有。
虽然乡镇企业从来没有被规划，但至少也是带着红顶帽子的“官商”，但私有企业却不一样，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低贱”的代名词。中国的经济改革发轫于1978年，但在1988年之前，中国大地上只允许存在私人性质的个体户。直到1988年，私营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态才开始被“试点”，其后不久还多次被打压。但口子一开，私有企业无论千回百转，也不曾止步地野蛮生长。与以往不同的是，1978年之后的中国ZF愿意“先让它们走一走、看一看再说”。它们也就成为了决策者“摸着石头过河”的河中的一块块坚实的石头。
外资企业是中国经济改革棋局中的另一股力量。如果说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是不曾被规划的话，那么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它是被ZF进行过严密规划的。从最开始的以合资建厂的方式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到后面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中国经济改革的决策者从一开始就明白，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必须要借助于外力。从设立开发五大特区到一系列沿海城市的开放，都有一种作为引进外资企业的前沿阵地的设想。但是外资在80年代对于中国还是采取一种“静而观之”的旁观态度。在深圳建设的前十年中，国有资产增长到250亿元，来自银行的贷款就有180亿元，深圳的奇迹不是靠吸引外资而产生的。到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之后，国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日渐明朗，其后，大规模的外资才开始进入中国，把中国迅速变成了一个世界加工工厂。这种代工模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让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直至今日始见颓势。
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是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给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一个断然的“终结”，打烂了精神上的最后一道枷锁，释放出的自由激发了一代人去开拓创新，迎来了一个时代的辉煌。
纵观1978年-1992年的经济改革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被事先设计的国企改革一直徘徊于低效率的泥淖，一而再，再而三，多次变革举措都收效甚微，乏善可陈。被事先规划的外资引进方案，确并未受到青睐。反而不曾被规划的乡镇企业和多次打压的私营企业却在广袤大地上野蛮蓬勃生长。这似乎是一个很不应该的结果！三十年后的我们无比崇拜我们ZF的力量，认为我们的ZF无所不能，克通胀、保民生、促就业、抗危机，似乎我们的ZF宏观调控的第四只手远远强于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的第三只手。回首我国经济改革的前十四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由的发现，真正的变革的力量都是诞生在ZF管制最少的地方或权力无法抵达的真空地带，一如偏远的温州山区、交通落后的义乌小镇或山高皇帝远的福建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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