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袁大成：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
袁 大 成
在完全的社会主义与完全的资本主义之间，存在有两种不同形态的混合经济，即：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看下图：
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经济体系是由硬件（即体制）和软件（即机制）两大部分组成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原东方国家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是在经济体制的硬件基础上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而在机制上由于理论的贫困，依然继承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所建立的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以国家代替了私人资本家而已，经济体系依然按照资本主义经济的机制运行。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指导下，原东方阵营国家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最后导致了失败。
原苏东阵营国家的”社会主义”实验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理论的贫困。苏东阵营国家的执政党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为社会主义经济提供理论大厦。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只是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怎样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运行的。用《资本论》来指导国家经济，只能导致资本主义。
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用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说法就是：“关于积累来自剩余价值的原理，关于社会基金分为消费基金和生产基金的原理，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等到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不但对资本主义经济是需要的，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指导其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
以这种来自《资本论》的原理指导国民经济的结果，必然导致了资本主义。与国有制结合在一起，即国家资本主义。
所以，资本主义依照所有制的不同可分为两种：
(1)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私人资本主义；
(2) 以国有制为基础的国家资本主义。
二者的不同点在于所有制 ，共同点在于二者的经济机制都一样，都是按照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而运行。
改革前的中国经济，至少对城市工商业来说，就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
国有制硬件+资本主义管理机制软件
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由于是国有制，虽然各企业的利润可以全部上缴给了国家财政，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软件的管理下，国民经济的目的是资本的增值，所以国家的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又重新投回了产业领域去扩大再生产规模，社会生产的目的依然是资本增值。这种经济模式的本质依然是资本主义，所不同的仅仅是国家代替了私人资本家而已，经济机制依然按照资本主义原理而运行，实际上就是一种由国家来执行私人资本家功能的经济形态，即国家资本主义。
所以，即使有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也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任何资本主义企业也有企业计划和生产调度。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指导理论，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那套原理，那么，即使有生产计划，也只能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工厂，一个为了追求资本积累而驱使着无数廉价劳动力的血汗工厂，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一样，在某些条件下也能获得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其机制依然是资本主义的，终将由于其资本主义机制本身所固有的不平衡性而陷入螺旋型通货紧缩，从而陷入了经济停滞甚至发生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只能把资本主义机制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掩盖起来，比如把产品过剩掩盖为产能过剩，把失业问题掩盖为上山下乡，等等；但是却掩盖不了资本主义机制所导致的普遍贫穷。
所以，我认为，比起所有制这样的硬件，指导经济运行的管理软件更重要，更能决定一个国家经济机制的本质是什么。
’ ★★★★★
与国家资本主义相对的还有一种经济形态是国家社会主义。也是一种混合经济，即：
私有制的硬件➕ 社会主义管理的组合
或可表达为：
资本主义生产➕社会主义分配
这其实就是微观层次的企业资本主义体制 + 宏观层次的社会主义机制的组合；就是企业资本主义 + 国家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
这种企业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就是现在欧洲国家的主要经济形态。二战后，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使得欧洲国家经济突破了以往资本主义机制中内在的悖论的瓶颈，使得欧洲国家经济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富裕社会。
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更早萌芽于卑斯麦时期的德国，虽然是专制政治形态下的国家社会主义，但也改善了当时德国人民的生活，并使德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了欧洲强国。
二战后，除了欧洲国家的经济实行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国家也实行了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资本主义机制所导致的发展陷阱，从而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这些国家已经不是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种混合经济，应该定义作 国家社会主义福利国家。
这种国家社会主义距离 完全社会主义只有一步之遥，区别仅在于企业所有制依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而国家层次的宏观经济政策变成了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财政政策，故为混合经济。但是，这种混合经济并非有意的设计，而是无奈之计，因为这些国家也想实现以国有制企业为基础的完全社会主义，但是因为没有赎买资金来推行国有化，所以只好实行了混合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这种混合经济不能不引起社会的撕裂，在政治上表现为左右两党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说到底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与追求全民福祉最大化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经常是很激烈的，国家政策也随着左右政党的替换而左右摇摆。
中国则不同，在中国经济改革前，中国已经具有了较健全的国有制企业的硬件，只是因为理论的失误，采纳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理论，结果导致了国家资本主义。所以，中国本应该实行的是理论改革，就是软件升级，把指导经济运行的理论升级为社会主义理论后，中国即可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即：
国有制硬件 +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软件 ＝ 完全社会主义。
当初如果能这样，中国经济则可以从原来追求积累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机制转变为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从而摆脱以往的资本主义理论那些观念——比如什么廉价劳动力优势等 ——让国家经济以不断提高的国民福祉为引擎，获得更迅速更和谐的发展，从而进入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会比后来不惜代价的补贴出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要好多了。
然而，可惜的是，由于理论的贫困所导致的诊断失误，中国改革成了体制改革，成了硬件降级，结果改成了：
私有制硬件+资本主义原理软件
就是从原来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革成了私人资本主义，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了完全资本主义。
这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私人资本主义，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下的普遍贫穷所造成的发展瓶颈，但也导致了贫富悬殊，社会保障落后，环境污染，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社会腐败等等的私有化后的通病，让中国经济失去了建立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硬件基础，而且按照这条路继续下去，中国必然成为印度和印尼那样的贫富悬殊，社会落后的完全资本主义社会。
★★★★★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一个误区走向了另外一个误区。这与中国改革伊始，中国学人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病因的诊断的失误分不开的。
改革伊始，中国人以为中国的经济落后，人民贫穷是由社会主义大锅饭导致了人人懒惰，出工不出力所造成的。所以就开始了以”打破大锅饭”为口号的所谓体制改革，开始了”国退民进”的私有化进程。
我在北京上学时，曾在农业部一个同学的宿舍与一位当时在体改委工作的干部展开过一场辩论。当时这位干部对我这样说：改革就是打破大锅饭。现在这种改革已经在农村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下一步，我们将把这一改革推广到城市工商业，实行体制改革，提高经济效率。
我认为：中国就没有什么大锅饭。真正的大锅饭是别的国家的事，是欧洲国家的那种全民社会保障体系，这才是真正的大锅饭，其实本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大锅饭在中国只是一个臆想出来的幻想。那时中国的待业青年，只能在家里吃父母碗里那点饭，一点社会保障都没有，哪有什么大锅饭可言？至于企业内部， 那时的工厂，因为有八级工资制，所以同一个班组的工人，实际上干的活都一样，领到的工资却不一样，并非所虚传的干多干少都一样，而是干的活一样，工资却不一样，非常不公平。
农村也是工分制，每天都评工分，非常细。实际上，这种微观措施再严再细都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因为宏观经济是大前提。如果宏观经济的政策错了，产品卖不出去的话，工头们再狠毒，劳工们再努力，生产的东西再多，也是白搭。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宏观经济的基本大前提弄错了，企业再努力提高经济效率，也没有什么大用，反而会宏观经济更加失衡，经济局势更加困难。
这里所说的宏观经济大前提出了错，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那套原理的指导下，为了国家资本的迅速增值，国家一直让全体人民勒紧裤带，先艰苦奋斗几十年，等物质极大丰富了，产品积累多了，再让大家开始过好日子，结果导致了中国经济掉入了贫困化陷阱，使得中国经济在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时候，就发生了产能过剩，只好让失业的青年上山下乡去，靠依然是自然经济的农村那几亩薄田去糊口生活，弄得中国80%人口都挤在农村有限的土地上，导致了中国农村更加贫穷。这种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追求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经济理念，才是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源。
实际上，在追求积累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理念下，弄得中国几乎人人贫穷，包括那时绝大多数干部也不富裕，弄得陈永贵舍不得吃鸡，吴贵贤不敢喝茶，毛主席一件睡衣缝缝补补穿了一辈子，可谓是节约成风。毛主席也不想一想，如果全国人民都这样节衣缩食，一件衣服穿几十年，那么纺织业和制衣业又如何发展呢？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贫穷也是节省出来的贫穷。是由于人们的思想没有脱离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发展原理和传统的自然经济的经验所致。
引述一段毛主席语录：”在波兰，这个问题现在成为很大的问题。哥穆尔卡起初强调物质刺激，增加工人工资，不注意提高工人的觉悟，结果工人只想多要线，不好好干。工资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造成了吃老本的情况。现在逼着他们不得不出来反对物质刺激，提倡精神鼓励，哥穆尔卡也说：“钱买不到人心”。特别强调物质刺激，看来总是难免走向自己的反面。开了很多支票，高薪阶层当然满意。广大工人农民要求兑现而不能兑现的时候，就会被迫地走到强调物质刺激的反面。
历行节约，积累大量的物力和财力，这是经常的任务，如果以为只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应当这样做，那是不对的。难道困难少，就不要节约，不要积累了么？”
(毛泽东： 一九六零年六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第三部分五十五节〈关于积累水平问题〉之摘录）
类似的教导在中国各领导那里都有，充满了中国的各种报刊杂志。这实际上也是全民的共识。长久以来，人们从个人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致富公式就是：
富裕=勤劳+节俭
所以，一旦遇到社会贫穷问题，人们总是要在是否勤劳和节俭方面上找原因。
这种观念也符合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理念，因为企业经济也是微观经济体，也是以节俭→积累→投资→增长的思维模式思维的。亚当斯密就认为：节俭者是社会的恩人。
其实，这种家庭或企业式的“积累”概念，不适合用于指导社会宏观经济。
在市场经济时代，如果国家处处节省，并号召人民过紧日子必然导致经济萧条。因为在宏观经济中，所有的”赚钱”都是其它人花钱的结果。所谓的GDP其实就是社会总开支所形成的有效需求总和的正比函数。如果没有人花钱，社会经济就停止了运行。
由此可见，中国那种勒紧裤带，先过几十年苦日子的勤俭建国的思想是不懂宏观经济的表现。由于理论的贫困，包括中国在内的原苏东阵营国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过是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追求积累效率的热情高涨，为了多快好省地加快积累，很不得人人都像铁人一样，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导致了国家经济因为追求高效率而失去了平衡，人民因为被限制为廉价劳动力优势而陷入贫穷。这直接造成了东方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落在了西方国家的后面，最后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
★★★★★
国家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相比较，国家社会主义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宏观经济，它是无法在企业层次实现的。所以，西方的国家社会主义，要比东方的国家资本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
据曾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工作的经济商务参赞于日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主管工业的王震副总理访问英国，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了较全面考察，我参加了部分接待工作。访问后期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王震对英国的评论在驻英使馆引起了震动，也促使大家更加关注英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状况。
我看王震的思维能力超过了中国许多文人。
实际上，广义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化。 不但是生产的社会化，也包括养老，医疗，保障，教育等等的社会化，即从原来的自己照顾自己的传统模式，转变为社会照顾，社会承担，社会负责的社会化模式，就是社会主义，而社会化的程度越高，社会主义程度也越高。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