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力”与“润滑剂”：不同交易费用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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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力”与“润滑剂”：不同交易费用解读

——兼评薜兆丰“数据不是真相”

    交易费用概念最早见于科斯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此后长达30年，交易费用概念一直处于“引而不用”的境地。阿尔钦、张五常等经济学家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交易费用”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概念，“如果能区分不同的交易类型，明确在不同情况下它们会发生哪些变化，科斯的观点就不会显得大而无当了。”但“人们对这种区分的必要性竟然熟视无睹”。[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P12，注4]正是这种“熟视无睹”引发了人们许多无谓的争论。

    一
    交易费用被威廉姆森比喻为“经济世界中的摩擦力”，并被科斯、张五常等交易费用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被经济学界所接受。张五常教授为了突出这种“摩擦力”在经济社会中的危害性，强调指出：“一个社会富裕或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张五常：转引自韦森：如何看待交易费用的社会功用]然而，“按照华勒斯和诺思在他们那篇‘美国经济中交易行业的度量’著名文章中的历史统计资料的估算，从1870年到1970年间，交易费用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增加到45%。”[韦森：如何看待交易费用的社会功用]这显然与张五常先生的结论相悖。针对该悖论，韦森教授首先提出质疑：以此为据，“如果五常先生的这一断言是对的，那么，一百多年来，美国不就应该‘大贫’为埃塞俄比亚了！还能‘大富’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霸主？”由此，韦森教授认为：应当“把交易费用真正看成是交易和交换得以进行的一种‘促进力量’，一种‘润滑剂’，一种促使交易得以发生的‘棘轮机制’。”[韦森：如何看待交易费用的社会功用]
    韦森教授的“润滑剂”观点很快得到了回应，引发了人们所谓的“张韦之争”。被人们认为比较有力的回应当属薜兆丰，薜兆丰认为“数据不是真相”，“常洗手的人很干净吗？未必。假如他终日跟脏物打交道，即使常洗手也是脏。常洗手的人很肮脏吗？当然不是。假如他洗手是洁癖驱使，那么他的手比一般人干净。 死亡率高的地方不适合居住吗？未必。加州死亡率居全美之冠，是因为那里气候宜人，最适合养老。死亡率高的地方就适合居住吗？当然不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矿区，死亡率很高，以今天的标准看，那不是人住的地方。不花钱看病的人身体健康吗？未必。很多穷乡僻壤，几乎没有医生和药物，即使眼睛瞎了，牙齿蛀了，骨头折了，也得不到医治。花钱看病的人就体质孱弱吗？未必，发达国家的医疗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那里的人活得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长寿。”“在没有电话的年代，异地通话的费用，不是零，而是无穷大！发明了电话，通信的费用是从无穷大急跌下来，而不是从零暴涨上去。”“交易费用从无穷大降低到有限大，从而纳入了国民收入的统计范围——这种情况是好事，不管统计员如何点算，都有利于社会进步……。”[薜兆丰：数据不是真相 《新周刊》第156期]

    二     
    但薜兆丰对韦森教授的批判并不是很有力。
    1.数据真相
    严格来说，任何事物的定量、定性都必须靠数据来说明，没有数据作依据，我们的结论只能是臆断。没有数据，我们就不知道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没有数据，我们就无法知道我们的环境是否适宜人们居住；没有数据，人们的健康状况如何无法说明；虽然从破案数字上升不能够推断治安情况好转或治安情况恶化，但没有数据我们就无法明确治安情况如何。
    “同一个数据，既可表明一种情况，也可表明与之相反的情况。”“数据本身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它至少同时支持两种对立的情况。”这是薜兆丰对数据的误解，如果那样，统计学就没有任何意义。严格来说，任何数据只能说明一种情况，健康数据与不健康数据绝然两分，血压超标、血脂超标，血白蛋白低于正常值，这都是不健康的标志；治安好坏的数据也绝对不是一样，犯罪率居高不下，说明治安情况不好，而不是好与不好无法判断；脏与干净医学上具有严格的数据，干净到什么程度都具有严格的卫生标准；环境卫生状况、空气指数，优良就是优良，恶劣就是恶劣。在这些数据中，根本不存在“未必”。
    任何数据都具有针对性，都是事物自身的客观存在，都具有内在相关性。不是数据不能够说明真相，如果数据不能够提供依据，那么我们要统计干什么。数据说明不了问题，说明你选择的数据不是事物自身的客观存在。适宜人居住与否，必须看环境卫生、空气优良指数，从来都不是以死亡率来说明的；洗手本是用来祛除脏物的，但脏与不脏并不是依洗手次数来说明的，而病人的洗手次数更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身体健康与否有身体健康的指标，从来都不是以花钱多少来确定的。治安状况我们必须看犯罪率，而不是看破案数字；犹如我们不能够依高矮、胖瘦评价人漂亮或丑陋；不能依某人带刀就断定他杀人；也不能够因为他杀人，就断定他是坏人。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就需要选择什么样的数据，如果胡乱找一些似是而非的数据，确实是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
    2.因果关系
    数据是为了说明事物存在的问题的，而不是用事物的属性来证明数据如何如何。“一种情况是，某些领域的交易费用从无穷大降低到有限大，……有利于社会进步；另一种情况是，某些领域的效率下降了，……都会使经济倒退。”“到底哪一种情况占上风呢？……我们得首先确认‘美国那一百年的经济是进步的’，……我们只有先了解情况，才能据此理解数据的含义；反过来，我们则没有本事单纯从数据出发，去推知真实世界的情况”。交易费用的高低本来是用来说明经济状况的，而薜兆丰却用经济进步来确定交易费用究竟是好是坏。颠倒因果，混淆是非。

    再者，事物的好坏虽然是人们的价值判断，但价值判断也具有内在的规律性，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即使美国的社会是进步的，好的就是好的，坏的也不可能因为社会进步就会变成好的。如果交易费用是摩擦力，那么，他什么时候也不可能是好的，约束经济的力量什么也不可能是好的。我们需要的是理论能够解释现实，而不是要现实适应我们的理论。
    3.悖论仍然存在
    如果说“交易费用从无穷大降低到有限大，……有利于社会进步”，那么，该交易费用指的就是“摩擦力”；但如果说“交易费用……不管统计员如何点算，都有利于社会进步”，那么，该交易费用作为“摩擦力”就会有点牵强，因为，作为“摩擦力”的交易费用什么时候都是经济发展的约束、阻力，不可能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只能是减少“摩擦力”的另外一种东西，作为“润滑剂”更合乎逻辑。
    韦森教授不过是指出了交易费用理论中悖论的存在，并希冀找出悖论存在的原因，即便错也不在韦森教授，也在统计。即便按薜兆丰的理论，诺斯统计出的交易费用是从无穷大降低到有限大的结果。但也是，一个是从无穷大降低到国民收入25%的有限量，而另一个则是从无穷大降低到国民收入45%的有限量，其有限量的交易费用仍然是递增状态。仍然与张五常所言相悖。薜兆丰只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数据不是真相，什么是真相？交易费用是什么？悖论如何解决？薜兆丰并没有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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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易费用 润滑剂 摩擦力 交易费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交易 费用 解读 摩擦力 润滑剂

但薜兆丰对韦森教授的批判并不是很有力。

接一楼

    三：

    由于该悖论最早见于诺斯的文献中，因此人们习惯称之为“诺斯悖论”，相对于早期的诺斯悖论人们又称之为“诺斯第二悖论”，但它决不仅仅是诺斯的悖论，而是整个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悖论。
    对于该悖论，诺斯曾希望通过引入：单笔交易费用与整体交易费用的不统一，自圆其说。如诺斯在《经济学一场革命》中一方面写道：“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讨论交易成本的度量，因为通过它我们可以区分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每一笔交易需要较少成本的国家是高收入国家，而每一笔交易需要非常高成本的国家是低收入国家”。而另一方面又认为：“在任何经济体中，总和交易成本在总体上不可能降低。”该悖论有人转述为“一方面,从边际意义上的短期来看，交易费用总是在下降；另一方面，每一个时期的下降最后带来的是长期交易费用的增长！”[转引自卢周来，也谈“诺斯第二悖论”及其求解]
    但诺斯的上述解释仍然存在问题。单笔交易费用阻碍的单笔交易，而总和交易费用阻碍的是整体经济，无论你单笔交易费用多大或多小，但最终要归结到总和交易费用的大小，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阻碍最终要算到总帐上。如果说“单笔交易费用越低，交易越活跃，将促进专业化与劳动分工，交易次数越多，社会总的交易费用增加。”但很显然与上述统计不符，上述统计的不只是总量上的增加，而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如果比重增加，建立在每笔交易中的交易费用也必须增加，如果说单笔交易费用没有增加，那么，建立在单笔交易中的交易收益必须更低，否则不可能出现总交易费用比重高而单笔交易费用比重低的局面。虽然“短期的交易费用的下降并不一定代表长期的下降。”但长期的交易费用上升必定建立在短期交易费用上升的基础上，没有“每一个时点上”的交易费用上升，必不存在长期交易费用的上升。
    其实，上述计算方式不容易明确比较，因为任何交易都是为了交易收益而进行，都是看交易费用所占比重来确定的，因此，如果把电话费作为交易费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应当只看单笔电话费的贵与贱，而应当通过比较单笔电话费的支出与收益之比。某一分钟电话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败，而另一小时电话用于聊天，那么，谁的收支比重大些，谁的收支比小些。所以如果按单笔交易费用在单笔交易收益中所占比重，与总和交易费用在国民总收入中比重比较，更容易明确单笔交易费用与总和交易费用的关系。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出现所有单笔交易费用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小（大），而总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小）。总交易费用所占比重与所有单笔交易费用所占比重的平均数是同一的。单笔交易费用所占每笔交易比重与整体交易费用所占整体比重呈正相关。
    同时，诺斯对“总和交易成本在总体上不可能降低”的解释并不充分，“因为作为国民财富的源泉，我们必须极大地提高生产和劳动的专业化，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进行越来越多的交换活动，而每一交换过程都需要花费资源来界定交换的内容和条件，因而，我们希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交易活动并构成交易成本。”如果交易费用是经济系统中的摩擦力、约束，我们虽然需要“极大地提高生产和劳动的专业化”，但我们怎么就那么需要设置障碍和约束，难道没有约束和障碍，我们的交易与分工怎么就不能够进行了呢？怎么“摩擦力”成了交换过程中“内容和条件”了，难道真的摩擦力低的话，我们的国民经济就不能够正常运行吗？其实，这是逻辑的倒置，关键的原因在于我们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交易中必然存在摩擦力，因而，降低摩擦力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如果它是我们行为中的必要内容和条件，而不是约束。不是引起我们交易无法进行的摩擦力。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该交易费用不是摩擦力，而是另外的什么东西。
    人们也可能发现了上述问题的存在，从而强调：“‘社会总和交易费用’还不是‘每一笔交易的交易费用’的简单相加，而出现了性质上的不同”。但总和交易费用与单笔交易费用存在什么“性质上的不同”、以及单笔交易费用与总和交易费用什么关系，诺斯及其追随者也并没有说清楚。但简单的问题是，总和交易费用都应当是、且必须是单笔交易费用的总和，而不是另外的什么东西，最多只能是不同交易费用或部分交易费用的总和。即便诺斯将交易成本分解成两部分：“即界定产权的成本以及履约即实施的成本”，但总和交易费用是哪部分交易费用的总和诺斯并没有说清楚，性质也没有确定。所谓的交易费用分为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也只不过是说明了交易费用的不同来源而已，但他们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是否都是经济系统中的摩擦力，他们也没有给其定性。即便总和交易费用是外生交易费用的总和，那么，外生交易费用是什么东西，也存在需要定性的问题。如果外生交易费用仍然是摩擦力，那么，悖论同样存在。
    显然，诺斯及其追随者在其交易费用作为“摩擦力”的框架内不能够摆脱悖论的困境。

    四

    上述争论的关键即在于没有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交易费用，他们“对这种区分的必要性”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传统之交易费用与诺斯之交易费用并不是同一交易费用。
    传统“摩擦力”之交易费用是指：“在没有电话的年代，异地通话的费用，不是零，而是无穷大！”如果没有网络，人们的信息交流的费用，没有飞机、轮船、汽车等，货物的运输费用。它们确实是很大，有时甚至是阻碍了交易的进行。那么，如何实现该交易呢？我们首先设法降低该交易中的“摩擦力”。“没有免费的午餐”，降低该“摩擦力”必须花费费用。这部分费用就是诺斯之交易费用——诺斯统计的交易行业的收入，无论是电话费、网络费，还是汽车费，它们都是人们为了降低“摩擦力”而投入的费用。这部分费用我们不可能称之为“摩擦力”。如果把降低“摩擦力”的费用当作“摩擦力”，我们只能走进用“摩擦力”降低“摩擦力”的逻辑怪圈；或者说，如果我们投入的费用是摩擦力的话，那么，带来的只能是摩擦力的增加，而不是减少；再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就是人们不可能为自己设置“摩擦力”。由于该费用发生在交易过程中，虽然也可以称为交易费用，但这部分交易费用就是“润滑剂”，是为减少“摩擦力”而投入的“润滑剂”。尤如一部机车，当其轴承没有润滑剂的时候，其摩擦力就会很大，其运行费用就会很大，甚至无法正常运转，但如果给其注入润滑剂，则能够高速运转，其运行费用大大降低。该润滑剂虽然也是机车的运行费用，但该费用显然不能够当作机车的摩擦力来计算，他只能是润滑剂。巴泽尔在1985年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交易费用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费用吗?”诺斯“用于进行整合和协调不断增加的和越来越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的交易费用。都不可能是摩擦力，都是润滑剂。“在信息不完善、存在机会主义可能性的现实社会，必要的交易费用不仅不是摩擦力，而且是交易发生、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原因在于如果没有必要的交易费用，人类的交易将无法进行，从而也无法获得分工的巨大收益。”[论市场化进程中的交易费用－张计划著P15]
    可见，这两种交易费用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交易费用。后一种交易费用（润滑剂）的增加是人们为了减少交易费用（摩擦力）的投入。这种交易费用的投入，大大增加了人们的交易活动，改善了人们的交易水准，提升了人们生产和交易的效率。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投入在该交易中的“润滑剂”越多，说明人们减少的“摩擦力”越大。交易行业就是人们为克服摩擦力，向市场注入润滑剂的产业，一切旨在降低交易费用的相关费用，如通信、交通、警察、金融、中介以及各种制度和组织的费用绝大部分都是这类费用。这部分费用不是对经济的约束，是促进，是“润滑剂”。
    如果引入“润滑剂”交易费用，诺斯第二悖论也不能够称为悖论。无论其单笔交易费用还是总和交易费用都是“润滑剂”。该总和交易费用——“润滑剂”是其单笔交易费用——“润滑剂”的加总，上述悖论自然消解。美国之所以大富，是因为他们投入了较多的“润滑剂”，从而大大降低了国民经济中的“摩擦力”；而埃塞俄比亚之所以大贫，就是因为其经济系统的“摩擦力”较大，更因为他们投入的“润滑剂”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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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啦，谢谢哟

    楼上的大作很有水平，讨论的问题被称作“诺思第二悖论”，是一个关于总量交易费用与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的关系问题。张五常说，总量交易费用占GDP的比重上升，则该国经济一定越糟糕（大意）。因为，在张五常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交易费用是一种经济的“摩擦力”。这一点，引来了韦森等学者的批评。因为根据诺思（1986）的测量，美国1870-1970年总量交易费用占GDP的比重从由26.09%升至54.71%。既然总量交易费用上升了，似乎张五常错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也错了。因为，作为“摩擦力”（坏东西）的交易费用怎么会随着社会制度的进步而上升呢？因此，韦森及其他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观点来破解这一新制度经济学的所谓“第二悖论”，如韦森提出的“润滑剂”观等。
    这一争论的核心是没有把“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与“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区分开，实际上用诺思方法测量的总量交易费用只是总量交易费用的一部分，测量的总量交易费用上升，并不意味着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也是上升的。下面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
    “宏观层次的交易费用与微观层次的交易费用是什么关系？或者说，总量交易费用和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到底是什么关系？
    要搞清楚这两者的关系，首先必须将“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和“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这两个概念区分开。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即市场型交易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和政治型交易费用之和，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是通过一定的方法测算到的总量交易费用，这里特指用沃利斯和诺思提出的交易行业法测算到的总量交易费用。
    如果讨论的是用沃利斯和诺思方法测算到的总量交易费用和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的关系，我们会发现这二者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即总量交易费用越大的国家（发达国家），其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则越小。反过来，总量交易费用越低的国家（欠发达国家），其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一般会较高。诺思就说过：“每一笔交易需要较少成本的国家是高收入国家，而每一笔交易需要非常高成本的国家是低收入国家”。
    为什么会如此？其主要原因是用沃利斯和诺思方法测算到的总量交易费用实质上是市场上可计价的各种交易性产业的价值加总，是投入交易活动的各种资源的价值。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越发达，其分工就越细，其为交易服务的部门越多，从而使整个社会用于交易的资源越多，总量交易费用就越大。由于为交易服务的部门多，约束交易的制度就更完善，每笔交易的信息费用和由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交易损失就越少，因而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就越低。而在欠发达国家，其分工不够细，为交易服务的部门就少，整个社会用于交易的资源也少，总量交易费用就小。由于为交易服务的部门少，约束交易的制度也不够完善，交易的信息费用和由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损失就越多，因而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就越大。
    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和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是否存在上述反比关系呢？或者说，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越大，是不是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就越低呢？刚好相反，这里的总量交易费用和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不仅不是反比关系，而是成正比的关系。理由是，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是由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加总构成的，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越大，总量交易费用就越大，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越小，总量交易费用就越小。
    以上分析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不能笼统地讨论总量交易费用与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的关系，而应该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总量交易费用与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的关系，否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交易费用的高低是“衡量制度的有效性”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交易费用越高，制度就越低效；交易费用越低，制度就越高效。这里，反映制度效率的交易费用不仅是指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同样也指总量交易费用。如果说制度进步了、效率提高了（这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总方向），但是，总量交易费用却提高了，这是很令人费解的。当然，如果我们区分了“理论上的”和“测量到的”两种不同的总量交易费用，这样，制度进步（从而效率提高）与（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的上升的所谓“矛盾”就可迎刃而解了。即是说，尽管“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上升了，但只要“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没有上升，而是下降了，所谓“制度进步（从而效率提高）与（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上升”的矛盾就不存在了。
    这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即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和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是什么关系？如前所述，如果按照沃利斯和诺思方法测算总量交易费用，那么，越是发达国家，其总量交易费用就越是呈上升趋势，而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则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其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也是不断下降的。那么，一方面是（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上升，另一方面是（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的下降，这是矛盾的吗？其实根本不矛盾。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能不能降低？当然能，人类社会正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两大力量在不断地降低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和总量交易费用，从而使无数潜在的交易转化为现实的交易。正如诺思所说：“制度所提供的交换的结构，加上所用的技术决定了交易费用与转化费用。”如何解释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上升与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下降并存现象呢？实际上，用沃利斯和诺思方法测算到的总量交易费用不过是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他们所谓总量交易费用是投入交易活动的各种资源的价值，不过是交易费用为零时不会存在的成本，因而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看，都被当作交易费用。显然，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上升并不意味着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不能下降，相反，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的上升是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下降的必然条件。对此，诺思有一段较精彩的论述。他说：“在过去的上百年里，我们用于交换活动的资源越来越多，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获得现代技术及其生产力的增长。……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进行越来越多的交换活动，而每一交换过程都需要花费资源来界定交换的内容和条件。因而，我们希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交易活动并构成交易成本。事实上，在我们考察1870-1970年之间的美国经济时，我们发现交易成本的总和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开始时的大约25%增加到100年后的45%。这意味着在总体上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用于交易活动。今天的真实情况是，美国经济和世界上其他高收入国家的贸易部门的收入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0%。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社会资源并没有直接用于生产任何东西，而是用于进行整合和协调不断增加的和越来越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这同样意味着哪里的经济发展得更好一些，哪里的交易成本通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就高一些。我们希望通过交易成本总量的增加实现亚当•斯密所展示的生产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带来的好处。同时，我们希望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每一笔交易。”
    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与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的关系还可以用图1来表示。图1（1）中整个线段长度表示1870年美国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大小，a段表示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大小，另一段则表示测量不到的总量交易费用大小。图1（2）中整个线段表示1970年美国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大小（线段比1870年短，表示1970年的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少于1870年的），a段是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大小（它比1870年长），表示1970年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上升了。之所以如此，在于人类投入用于交换的资源越多，潜在的交易转化为现实的交易越多，也即意味着原来不可测量的总量交易费用现在变成可测量的了。这也体现了制度进步和技术进步在降低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中的积极作用。所以，尽管我们看到的是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占GDP的比重在上升，但实际上意味着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越来越下降。
”。
    以上是个人拙见，请批评指正。

乐天 发表于 2011-8-7 19:32
楼上的大作很有水平，讨论的问题被称作“诺思第二悖论”，是一个关于总量交易费用与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 ...

认识到“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与“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的不同，是区分不同交易费用的前提。
但关键的是给交易费用定性，交易费用是什么，是摩擦力还是润滑剂，这才是交易费用经济学必须明确的，因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政策导向是：无论是组织，还是制度，他们的行为旨在降低交易费用。
如果交易费用是摩擦力，那么，降低是必须的，但不可能出现你所谓的：“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的上升是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下降的必然条件。”因为同为摩擦力，他们不是相减关系，而是相加关系，在经济系统运行中，如果你给他加入摩擦力，那么，经济系统中的摩擦力怎么会减少了呢？前述悖论没有解除，新的悖论又产生了。
如果交易费用是润滑剂，如上文所说，悖论就能够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