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企科研竞争力究竟有多大？一篇颠覆认知的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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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科研竞争力逆势而上的密码和启示

文/王明远

来源：赛格大道

1、这些天中国产业竞争问题依旧让人揪心，除了供应链转移和美国技术制裁不断加码的坏消息外，也有好消息。那就是通过近来国内、国际权威咨询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来看，最近这一两年，虽然国际政治环境恶化，又叠加疫情等风险，我国的企业科研竞争力仍旧是上升状态，在价值链位阶上依旧在前进，也给我们看到打赢科技竞争的一些曙光。这方面，民企的表现尤其突出。

比如，根据最近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报告（2021）》，榜单前十名的公司专利数量达到27463件，比去年的22038件增加了23%，其中位列前三强的华为、腾讯和OPPO增速最快，头部优势效应进一步凸显。

2021年中国民营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前十

国际比较方面看，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全球机构PCT专利排行榜来看，中国进入50强的企业破天荒达到13家（2019年为8家），超过美国的9家，仅次于日本的15家。其中，华为开始超越美国高通成为全球专利数量最多的机构，腾讯也成为仅次于谷歌的全球专利数量第二多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其专利数量已经达到谷歌的三分之二。

根据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机构和国家排名，如果分别代表中国硬件和软件最高研发水平的华为和腾讯是一个国家的话，华为的专利数量超过英国，是全球前十名的“科技强国”，腾讯也与巴西这种新兴大国不相上下。

再如，根据全世界门槛最高的，代表企业科技创新竞争力最高水平的排行榜——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50强”，中国2022年有7家企业入围（华为、阿里、腾讯、联想、京东、小米和字节跳动），数量仅次于美国，已经与整个欧盟入围数量不相上下（8家）。而2018年，欧洲是16家，中国只有3家。

这些都说明，尽管这几年中国的产业被看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非常严峻，但是依然保持上升态势，表现出很强的增长韧性，不断越过老旧的欧洲，并且缩小与美国的差距。那么这种韧性或不竭动力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几年研发能力进步表现最明显的腾讯为案例进行解析。

2、在这里先说明一下，之所以选取腾讯这个企业，是因为不仅它的股价过去多数时间表现突出，它的科研表现也很突出。当然它的股价不断上升，也是基于公司创新能力增强带来的持续发展能力。我们知道，过去腾讯总被认为是发展靠“仿制”、“抄袭”，2010年前后其研发投入不超过10亿，也都是在低层技术应用层面，缺乏领先性和原创性。而现在，谁也不会否认腾讯是个原创力很强的公司，腾讯AI Lab、安全实验室不仅是该领域全球最先进的基地之一，每年一度的科学探索奖、WE大会也成为中国科学创新领域的重要典礼。

腾讯为什么发生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呢？那就是它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并没有选择低成本营销发展驱动的路径，而是逐渐形成了创新驱动型发展生态。如果进一步观察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诞生的科技类企业，无一例外都把创新当做生命线，发展动力就是不断通过创新，来获得生存竞争优势。因此，科技类民营企业都是把研发放在第一位的。目前腾讯研发人员已经有4万多人，占全部员工的68%以上，可以说研发已经成为公司运营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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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民企 竞争力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授权量

在R&D费用支出上，自2015年至2021年，腾讯的投入从90亿增加到519亿，增量达4.8倍，是国内增速最快的科技企业，相比而言阿里在这期间增加了3.3倍，百度只增长了1.4倍。在全球的位次而言，2019年为第53位，2021年已经前进到第33位，预计2022年排名可以跻身全球前30强。目前腾讯的研发支出相当于俄罗斯全国企业的研发支出或者波兰、芬兰、丹麦的科研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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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商业报道团队



总体而言，科技类民企是中国研发创新动力意愿最强的企业板块，14家最大科技类民企，其研发支出占公司营收的8%以上，而国企方面中石油只有0.9%、中石化只有0.4%，国企创新做得最好的上汽集团和中车集团也分别只有2.7%和5.9%。目前，研发支出投入能够赶上西方先进企业的只有这类新兴科技类企业。



3、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腾讯、华为这些科技类公司创新生态的形成，不仅带来了应用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也带来基础科研能力的增强。根据我们平时的理解，企业的科研重在应用技术研发，对基础科学的关注较少。但是随着创新生态的形成，基础研究也随之水涨船高，并且那些希望在国际竞争中有所作为的企业开始注重基础研究方面。因为一些核心技术被卡脖子，不是因为技术研发投入不够，而是基础科研不过关，所以基础科研是纲举目张的东西。



根据斯坦福大学发布的2022年度“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World’s Top 2% Scientists 2022)，腾讯共有30名科学家入围，数量高于兰州大学、西南大学这些基础学科研究水平较强的高校，也高于西安电子科大、北京邮电大学此类IT技术领域领军高校。另据全球知名知识信息咨询公司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的2021“中国高被引学者”（Highly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腾讯有4名科学家入围，是入围人数最多的非大学/公立科研院所单位，数量超过多数211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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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有8名科学家入选“终身科学影响力排行榜”



根据谷歌学术排名，腾讯引次达到2000以上的科学家人数达到52人，多于Twitter的42人和甲骨文的32人。又据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等机构的研究，腾讯近5年发表在SCI影响因子前10%期刊的学术文章占比为52.2%，总量约1400篇（年均280篇），远远高于美国前十大科技巨头43.4%的水平，也高于国内前五大科技公司42%的平均水平。如果与高校相比的话，52.2%的占比远高于985类高校20%左右的比重，其绝对数量约相当于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华中科大此类顶层名校的一半，与华南理工大致相同。



这说明，腾讯的基础科研起步虽然晚，也就是十来年的时间，但是效果显著，企业实验室的基础研究产出量已经堪比国家重点实验室。其总体产出效率和学术影响力，远高于双一流、211之外的普通高校。并且腾讯在2022年7月还宣布，将与中国科协合作实施“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计划10年里投入100亿元，支持国内基础科研项目。



美国的科技崛起中，企业实验室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有名的是贝尔实验室和通用实验室，贝尔实验室在100多年的历史中，有 15 人次获得诺贝尔奖，4 次图灵奖，通用电气研究院（GE Research）也曾经有2人获得诺贝尔奖。所以这些企业的研发，已经突破应用技术的范畴，延伸到基础科研，成为高校、科学院研究体系之外的重要补充。



可以说，最近十年新兴的企业研究院、实验室，以及北清复交、湾区高校组建的新型研究院，都是我国科研体系中最接近国际管理水平和产出效率的部分。对于这种新兴的创新力量，我们在政策上要呵护好。此外，也可以适当学习一些发达国家将企业研发与国家战略相融合的做法，比如将民营企业的实验室纳入重点技术攻关的国家实验室序列中，这无论对于提高企业竞争力，还是国家科技竞争力都大有好处。



4、目前，全球的制造业地理中心正在发生第四波转移（第一波是50年代转移到日本，第二波是70年代转移到四小龙，第三波是21世纪初转移到中国），全球供应链往东南亚和印度的迁徙在加速；美国也在组建“民主国家科技联盟”，希望打造一个用美国领导的欧盟和日韩澳新参加的，把中国排除在外的科技体系。人们都在担心中国产业“空心化”及被国际经济体系边缘化，腾讯的发展案例为我们思考如何应对这些危机，提供了一些参考路径和信心：



第一, 一定要支持企业的研发，企业是最有效的研究主体。横向对比全球各国科研效率，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美国、韩国、日本这些科研效率高的国家，都是企业作为研发活动的支出主体，企业R&D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重都在70%以上，而法国、印度和俄罗斯这些科研效率相对较低的国家，企业R&D支出占比相对较低，分别是56%、36%和28%。我国的新型举国科研体制，一定要合理定位政府和企业的角色。政府发挥好总领统帅作用，发挥好战略指挥作用，但是作战主体一定是企业。企业好比战争中的军团，军团才是作战的主体，而不是总指挥部的将帅。



第二，只有完善市场经济，让企业接受市场竞争的检验，才能促进其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机制。我们对国企的创新效率研究发现，垄断性越高，其创新效率越低。央企中创新做得最好的企业，集中于建筑地产、汽车、电气等垄断性较低的行业，而能源、化工之类创新力普遍弱很多，或许有人认为这些领域研发创新需求不大，其实这是误解。壳牌、巴斯夫、LG化学都是全球最有创新力企业榜单的常客。从所有制角度看，民企创新效率一般高于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高于国企。以汽车为例，像蔚来、长城、吉利、比亚迪研发投入比都在5%至10%左右，达到奔驰、丰田等国际同行的水平，而像上汽、一汽解放、江淮都在2%至3%左右。因此，完善市场竞争体系，将企业推向市场竞争，将其发展路径从权力资源依赖转为创新依赖，接受市场检验，是提高多数企业竞争力的根本之策。



第三，一定要培育价值链顶端的中国企业。现在大家感觉到，中美经济规模差距已经在逐步缩小，甚至中国在多数产业规模上都超过了美国，但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话语权远远不如美国？主要原因还是中国企业的价值链层次很低，产业大而不强。在福布斯全球1000家最大企业名单中，虽然中美两国上榜数量差异不大，但是价值链层次却差别很大。位居价值链顶端的美国企业多达100多家，而中国企业仅有30家，在任何行业，美国几乎都有三五家占领价值链顶端的企业，所以，尽管最近三十年中，美国GDP全球占比在减少，却依然保持全球经济的话语权。



某种程度上讲，全球产业竞争不仅是规模之争，更是价值链高低之争，落实在市场层面就是价值链顶端企业多少之争。因此，中国为了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中避免被边缘化，必须培育一批占据价值链顶端的企业，当我们也有自己的谷歌、苹果、特斯拉、强生、通用时，才能在一个更高层面上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



第四，必须重视发展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很多人认为这些新兴产业不是实体经济，对国家未来无足轻重。其实这些产业与实体制造一样都是决定国家未来经济命运的关键行业，没有虚拟产业做保障，就没有国民经济的高速效率，乃至军事科技效率。就如乌克兰战场上俄军败得一塌糊涂，原因在于信息技术极为落后，即使冶金技术此类硬科技很先进，也最终发挥不出武器的效能来。



甚至未来真正决定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也是这些虚拟产业，这些更是体现一国最先进技术及经济运营组织能力的体系，而不是那些陈旧产业。美国现在大打制造业制裁牌，很可能是围魏救赵之策，中国切莫自废武功。



所以，以腾讯、华为、比亚迪等为代表的科技类企业，它们就是守护中国经济安全和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最坚强堡垒，对国家来说有巨大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快速成长的路径，无疑也给其它行业、其它所有制企业的创新成长起到了示范作用。它们是整个中国经济研发能力革命性提升的火种，应该保护好，而不是让这些火种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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