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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和倍倍尔是恩格斯遗稿的指定继承人，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系统的修正。他在第一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向前发展和改进必须从对它的批判开始。”[1]
其一，伯恩斯坦针对马克思“对于股份公司也仅仅从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角度来论述”[3]深表不满，认为“股份公司的形式对于通过企业集中而实现财产集中的趋势在很显著的程度上起着对抗作用。”[4]
所以伯恩斯坦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有产者的人数不是‘或多或少’地增加，而简直就是更多了，就是说绝对地而且相对地增加了。”[5]
伴随着这种分化和社会财富的不断上升，伯恩斯坦认为这样的结果是：“不是资本家的数目愈来愈相对减少和无产阶级愈来愈贫困，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这是生产的不断提高容许我们做出的唯一选择。”[8]
也就是说，“伴随着社会财富增长而出现的，将不是数目日益缩小的资本巨头，而是数目日益增加的的各种等级的资本家。”[9]
其二，在谈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基本观点时，伯恩斯坦认为：“……不存在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使人可以根据纯粹经济的原因推论这样的危机会立刻到来。地区和部分的不景气是不可避免的，而普遍的停滞在世界市场目前的组织和扩展、特别是在食品生产的巨大扩展的情况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伯恩斯坦认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调整能力，为其改良主义道路寻找理由。
其三，对社会主义目的论的怀疑。他认为要认识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弄清楚它“是一种状态还是一种运动，是一种认识还是一个目标。”[10]
伯恩斯坦又通过具体的领域说明了国家经营的不可能性，同时对合作社的形式进行了针对性的批判，指出马克思进行了有限论述的生产合作社最终只能归于失败，因为“如果坚持（合作社内的）平等，那末扩展的可能性就被打消，就是始终停留在小型上。”[13]
所以伯恩斯坦认为，如果强制实行生产合作社，“不如说是向资本主义前生产的一种倒退。”[15]
其四，对阶级斗争方式的调整。伯恩斯坦在论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时得出了以下几个基本结论。其一，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前提，以此说明实现社会主义是一段漫长的过程。“民主是手段，同样也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16]
其次，号召社会民主党选择民主和选举的斗争方式。伯恩斯坦认为：“如果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也毫无保留地站到普选权和民主的立场上来，并且接受由此得出的一切有关自己的战略的结论，那末它就不能比这样更好地促进这一进展了。”[18]
其五，伯恩斯坦从理论上批判了马克思所坚持的“工人无祖国”的观点，认为“这句话也许对于那些没有权利并且被排除于公共生活之外的四十年代的工人是合适的，但是在今天，尽管各民族相互间的交往已经大为增加，它却丧失了它的大部分真理性，并且随着工人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而愈来愈从无产者变为市民，还将丧失更多的真理性。工人在国家、地方自治机构等等中是有平等权利的选民，从而也是民族的公有财产和共同所有者，他的子女由社会教育，他的健康由社会保护，社会保障使他不受欺辱，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将有祖国，而不致因此不再是世界公民。”[22]
（本文资料来自人民大学王鹏权的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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