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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以商品为研究重心的价值论本质上是属于狭义，就目前为止，主流的经济学还是属于狭义的，相对于欧洲社会科学的发展源头而言，它主要应该是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智者学派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一个著名哲学命题 。它就是“ 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其实是最早见于柏拉图的对话《泰阿泰德篇》：“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有人对它解释意思是：“事物的存在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人的感知怎样，事物就怎样；对同一事物的感知，因人因时而异，这些不同的感知并无真假是非甚是善恶之分。事物的存在因不同的人或即使是同一人在不同时间的感知而存在”。
这种观点虽然是曾受到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的批评。亚里士多德在《 形而上学 》第4卷第5章中批评他说：“照普罗泰戈拉的说法，如果没有动物即感觉的主体，也就没有存在的世界了“。其实，即使是同一事物对不同生物也存在不同尺度，只是由于在没有涉及到人时，我们不承认非人的生物具有其自有的“价值＂感知与实现，但尽管“价值”感知与实现的内容不同，却不能否认人与物之间存在着有形式相似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差异性的产生，是在只有在把“人＂看作主体时，万物的尺度才是“人“，如果是把万物（各自然系统）自身作为参照系时，它们也是各自有对万物的相对尺度的，比如，小时候有一篇小马过河的故事，就提到了对同一物（河水）的相对尺度的思考，这就是“物学”，推而广之，我们甚至可以从微观物质的能量得失，比如，自然界中的电子得失的能量交换所显示的“化合价＂中得到类似于社会商品交换的相似性或同一形式，而“人学”中关于人与人的社会商品交换我们也可以看作为一个自然交换过程中的特例，使传统的只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狭义“经济学”又研究对象回归于自然，从而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
近代把以人为本的学科，称之为社会科学，可以说近代西方的价值论就是来源于古希腊“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思想源头，即使是上面本来对这思想持批评观点的，被称之为现代科学奠基人的亚里斯多德在其社会科学著作中也不例外又回到这种思想，他在其社会学著作中就曾经说过一句话:“政治学并不制造人类，然而它使人类脱离了自然，并驾驭他们。”也就是说，他把“人”看作为是与脱离了自然，从自然中异化出来的结果，而与其差不多同一时代或许要早些的中国哲学家老子则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人是自然环境中的“人″，主张人天(自然)合一！相对而言，我更加赞同后者！。但即使就是这种狭义的价值论，人们仍然没有理清什么是“价值”的本质是什么，从“人是万物存在的尺度＂的“尺度＂这个词来看，显然，它就是指价值尺度，只是在当时可能并没有“价值”这个概念，而衡量万物存在与否的“人＂的“尺度＂显然是指“人类＂这种生物的得（追求需求满足回馈的补偿）与失（获得补偿时付出的代价），但“得”也有“内得”（劳动者的在劳动过程中自身的劳动力使用价值与外部资源使用价值结合回馈的补偿），这个是以“我”（主体）为需求对象的尺度，与外得（劳动者的在劳动过程中自身的劳动力使用价值与外部资源使用价值结合对外部对象的贡献），这个是以外部目标为需求对象的尺度。可见，这里的尺度涉及到了主体的劳动力（人的能量转化）与需求对象之间的主客正负反馈的感知与控制过程。从点而言，“价值”在广义上本质是物质、能量与信息在转化过程中的感知度与控制度，其大小的量是这种感知度与控制度的差异。就这方面而言，同样以控制系统形式的“人＂与“万物”（泛系）是同一的，只是在内容上有差异而已。人衡量万物存在的尺度，住往在于“万物＂是否对于人是否有能满足需求的使用价值与获得这种使用价值需要付出多少劳动力，从“人＂的境界层次上“人＂（主体我）有小我（人）→大我（人）过程中不层次的发展，故从出生以“本我＂→“超我＂→“物我＂，是自找价值感知度与控制度的提升，也是个人的社会价值到自然价值实现的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价值是“超我＂的，以社会需求对象为重心，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以个人“自我”的价值实现为重心，但更倾向于个体本我需求以心理学的满足程度来衡量，住往以“幸福＂和“快乐”等程度来作为“效用”的价值尺度，马克思的的劳动价值论，有一个前提就是社会需求对象的满足程度作为尺度，以劳动生产角度提出劳动力对社会需求的满足为尺度，故其“价值＂又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等，随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广义的价值论出现了，前两者的狭义性也就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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