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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 （2-2）
胡景北
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困难是缺乏理论。而缺乏理论的基本原因，应当是现代宏观经济研究所依赖的新古典单部门假设，即整个经济是仅仅生产一种产品的单一部门。本书前面介绍的三类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也都建立在单部门假设上。例如，刘易斯虽然提出传统和现代两部门区分，但他在反对农业和非农业区分的同时，没有提出两种产品概念，而他的两部门假设只是单部门假设的一种辅助或外围形式。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中的各个部门则是对单一部门所做的次级部门细分。托达罗考察的是单部门模型中决定的城镇失业如何影响乡村劳动力转移，其方法和单部门模型中决定的失业如何影响女性或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研究方法相同。当然，正如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证明的那样，把农业视为和汽车制造业同类的次级部门亦可以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然而，这里的关键在于单部门假设的前提是各部门边际生产率相等命题。该命题意味着劳动力在任何两部门之间的转移不具有总产出效应，或者说包括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内的劳动力部门转移不具有宏观经济学意义。可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有巨大差距，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总产出效应和宏观经济学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单部门假设可以等价地视为仅仅考虑非农部门的假设。当失业成为主要经济问题而失业者又需要非农部门来吸收的时候，只考虑非农部门的假设是合理的。但这样的假设预先排除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所以，为了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需要放弃单部门假设，而采用把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和非农业的两部门假设。
本书第十到十五章组成另一个单元。该单元尝试在两部门假设前提下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种理论框架。设想一个劳动力追求更高工资并为此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之间流动。非农部门制度是标准的新古典制度，农业制度则因民族和地区而异。第十章把耕地使用权长期稳定、主要使用家庭劳动力和务农的净产量高于生存水准的农户制度定义为广义自耕农制度。中国现行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制度属于广义自耕农制度。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农业制度，应当有一种向广义自耕农制度趋同的趋势。在这一制度中，农业工资由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决定，它高于生存水平并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断提高。如果存在非农就业机会，农户将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配置劳动时间，配置标准是农业边际产出等于非农工资。农户的劳动总收入是其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和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之和。若农户完全放弃农业而转移到非农业，为了不降低自己的劳动总收入，他所要求的非农工资最低水准将是他的农业平均产出。就此而言，本书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决策中的农业工资视为农业平均产出工资。这一命题在一定程度上既符合农民理性，又能够包容两部门生产率差距。
第十一章讨论一个经济体系的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配置的机制，即农劳比的决定机制。劳动力配置均衡的标准是两部门实际工资相等。由于实际工资受到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两者价格变动的影响，决定价格的商品市场不均衡，价格不稳定，劳动市场就不可能均衡；但劳动市场不均衡，劳动力还在两部门之间流动，产量和价格就会波动，商品市场亦不可能均衡。所以决定工资水平的劳动市场和决定价格水平的商品市场必须同时均衡。本书把非农产品当作价值标准商品，研究农产品相对价格和农劳比的共同均衡，证明这样的均衡存在、唯一和稳定。
迄今为止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全都止步于农劳比均衡。这和失业研究类似。如果失业研究发现某个社会可接受的均衡失业率，如果社会和经济不再发生重大变化，失业研究便可以止步于这一长期稳定的失业均衡。农业社会要求的同样是长期稳定的均衡农劳比。但非农化转型要求的，却是无论均衡与否，农劳比都必须下降。所以，农劳比均衡仅仅是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起点，农劳比下降的均衡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真正问题。第十二章用农产品相对价格的跨期稳定性定义农劳比降低速度均衡。这一定义的经验基础在于价格跨期相等或有限波动是经济稳定的主要标志。因此，该定义具有可观察性与可操作性。本章用比较静态方法讨论了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就投资导致劳动力转移而言，农业投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保证农业增产的同时又创造了劳动力转出农业的可能性。非农投资提高非农劳动生产率，为非农部门扩大生产和吸收农业劳动力提供了空间。但投资在两部门之间的配置必须均衡，才能在价格稳定的前提下，既让两部门各自生产的更多总产出等于相应提高的对两部门产品各自的总需求，又让上升了的农业劳动平均产出工资等于上升了的非农劳动边际产出工资，还让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实现转移均衡，农劳比均衡下降。在这一过程中，投资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共同推动经济增长。
第十三章进一步探讨恩格尔系数、技术、资本产量弹性等因素的变化对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影响。在非农化转型时期，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变化。总的来说，恩格尔系数下降、农业比非农业的技术进步更快、农业资本产量弹性更高等因素，都会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伴随着劳动力向非农部门集中，资本也向非农部门集中。
第十二章的目的是发现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实现机制，找出不引起农产品相对价格跨期波动的农劳比下降方式。该章只考虑投资配置和农劳比降速的均衡，不考虑投资和降速两者的大小。可农劳比必须达到一定的降速，非农化转型的历史使命才能够“较快地”完成。速度取决于加速度。第十四章考虑农劳比加速度均衡。投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投资是生产者为了未来收入或利润而对资金所做的跨期配置。储蓄是消费者跨期配置收入。由于农业和非农工资都高于生存水平，所以工资与资本收入一样可以储蓄。该章用资本市场利率的跨期稳定性定义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均衡。资本市场在决定投资多少的同时，也通过加速度决定了农劳比降速的大小。而跨期相等或波动有限的利率保证了农劳比下降加速度的恰当性。该章初步探索了加速度均衡的存在性。
中国1958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极端失衡和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虽然是人类非农化转型中的一个特例，但非农化转型中的短期波动却是正常现象。本书最后一章即第十五章讨论这样的经济波动。本章引入货币市场，指出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失衡，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剧烈，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货币价格亦将波动。所以，宏观价格水平既受到货币数量变化影响，也受到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影响。本章提出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概念，说明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将多倍地放大为食品相对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的波动，导致宏观经济失衡。由此，本章试图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可以转变为货币市场失衡甚至通货膨胀，以及货币政策的作用和局限性。
本书最后是关于农劳比降速均衡证明等的数学附录和关于世界、中国和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据附录。
当代经济学的核心是高度数学化且可以拟合经验数据的经济模型，在宏观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则是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时期的动态过程。地震和气候等自然因素，战争和政治变动等社会因素，发现新土地和运用新技术等自然和社会综合因素等等，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都具有高度随机性。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需要动态和随机模型。但是，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尚未成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概念甚至还是在本书中第一次提出，因此，本书的着力之处，是从直观上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条件和转移过程的某些普遍规律，解释这些条件和规律所蕴含的经济学原理。所以，本书既不是一本以数学模型为主体的高度抽象的作品，也没有提供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严格证明。就此而言，本书没有完成。实际上，本书提出的问题远远多于它所解决的问题；即使它所解决的问题，也需要更多辩论。但在另一方面，本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和规律的讨论，既可能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随机动态模型提供某种思维框架和计量工具，又可能揭示这些模型所忽略的经济均衡实现机制，还可能为更抽象的经济学研究提供直观的说明和经济政策的指引。如果本书能够吸引更多年轻学者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本书也就达到了目的。
本书把中国作为讨论的背景。在最近四十年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先国家，因此特别值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者注意。同时，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青春是在中国农村度过的：从15岁到24岁，我就是农业劳动力，每天都在农田劳作，春夏秋冬，风雨无阻，甚至还有“革命化的春节”。我永远记得和农民在一起劳作的日子：在泥泞而又狭窄的田埂上挑着沉重的稻秧，每移一步，都得用五个脚趾死死地抓住地面；在滚筒脱粒机前脱麦脱稻，扬出的灰尘把吐出的痰变得乌黑，可还是得干。那时候，我们农民用全部体力和生命生产粮食，可我们依然吃不饱。那时候，我真诚地认为多一些粮食、少一些饥饿的唯一方法，是强化国家控制和“革命化”教育、增加农业劳动力和促使他们更辛苦地劳作。直到我离开农村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通人早已能够吃饱且那些国家农民很少很少，也才意识到自己青年时想法的荒谬。其实，早在三百年前，人类就开始了非农化转型，依靠常识和勇气，艰难却又坚定地离开农业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自己和普通中国人今天才能够吃饱、能够大规模转出农业。因此，我对那些最早跨出非农化步伐的人们，对每一位勇敢地走出农业而跨入未知的非农部门的劳动者，都充满了敬意。事实上，如果把百分之一的农劳比作为非农化转型的终点，则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人类已经走完转型过程的一大半路程。只要尊重普通人的常识和勇气，人类在完成后续的转型任务时，应当不再面临任何重大困难。通过我的农村经历，我相信，本书和其它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和机制的研究，即使可能对人类理解甚至顺利完成非农化转型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也必须在社会尊重常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本书是我在1997年出版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的延续。在那之后二十多年的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许多多朋友的指点、支持和帮助。限于时间和篇幅，我无法一一回忆和提及他们，只能在这里向他们每一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以下提及的仅仅是他们中间和我最近接触较多的少数几位。在不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我特别感谢（按汉语拼音排序）陆桔利、梅鸿、宋开生和张常伟。他们来自中国四个不同地区的农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他们人生的一段特殊经历。我们常常讨论这个话题，我从中得到许多启示。我的研究生同窗姜斯栋阅读了本书部分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陈体标（华东师范大学）、傅十和（厦门大学）、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蒋迪青（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李晋（美国加尔文大学）、李实（浙江大学）、黎德福（同济大学）、刘小川（上海财经大学）、卢云鹤（山东财经大学）、孙经纬（上海财经大学）、汪伟（上海财经大学）、许勇国（上海交通大学）、姚洋（北京大学）、叶林祥（南京财经大学）、袁志刚（云南财经大学）、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涛（复旦大学）、张肖虎（云南财经大学）、张艺（广东工业大学）、章铮（北京大学）、赵曙东（南京大学）、郑彩祥（同济大学）、郑江淮（南京大学）、朱保华（上海交通大学）特别值得我深深的感谢。本书的部分内容曾经在北京大学、上海货殖365经济研究社等处做过多次报告。这里谨感谢各个报告会的组织者、评论人和参与者。在我应当感谢的外国朋友中，方炳松和Nicholas Hope尤其值得一提。方炳松多次和我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启发我更深地思考所涉及的问题。Hope先生原先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现改名为King Center on Global Development ofStanford University）主任。多年来，他不但向我提供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的条件，而且逐句阅读和修改我提交给研究中心的英语论文。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曾为本书的研究提供过资助，这里谨表示特别的感谢。陈建波（东南大学）通读了本书初稿，对本书内容和编辑诸方面都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陈远焕（南京大学）、汪伟、朱保华热心帮助我联系本书的出版事宜，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同时，我非常感谢纽约的世界华语出版社和罗慰年先生、王昌华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努力。此外，本书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若干杂志或工作文稿（working papers）上。本书在引用相关内容时将一一标注。我在这里诚挚地感谢上述各杂志和工作文稿单位。当然，本书依然存在的错误和缺点，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我把本书敬献给我的父母亲胡业崙和颜淑英大人。我从15岁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极少陪侍父母，遑论尽孝。如今，他们虽然已在天国，我依旧把本书视为我对他们的一点孝心。
胡景北
2022年6月29日
【注：由于帖子字数限制，本文是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序言”第二和最后部分。第一部分请见另帖。完整的“序言”载于该书第I-X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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