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理解并治愈精神痛苦,我们必须从各类关系中看待我们的心灵,而非只是在自己的头脑中。
数年前,当我学习哲学的时候,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大型精神崩溃。我无法清楚地思考或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甚至结结巴巴。我以为自己脑子出问题了,于是去做了脑部扫描,但没有找到答案。后来,我遇到了一位心理治疗师,他是一位“关系心理分析师(relational psychoanalyst)”。这个术语在当时对我来说还没有太大意义,但随后它改变了我的一生。通过治疗,我意识到我的大脑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我的人际关系,尤其是早期的人际关系。在恢复精神健康的过程中,我自己也逐渐经训练成为一位关系心理治疗师,并且开始对它背后的想法和理论着迷。我感到自己发现了某种革命性的事物。
在此之前,我早已注意到西方心灵模型的局限性,尤其是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所提出的那种在心灵与身体、心灵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造成的持久影响,尽管正是这种二元论赋予了西方思想17世纪的现代性。然而,这一直是一种非常学术和抽象的追求。但在关系理论中,我不仅找到了这种二元性传统所带来问题的答案,还找到了能够解决我个人痛苦的答案以及众多一般心理和情感困扰的根源。
在笛卡尔时代之前,人们认为心灵和世界是纠缠在一起的,它们相互渗透、彼此开放。但在科学革命期间,物理科学和机械论对于世界的解释效力势不可挡,心灵(和灵魂)理论受到了致命威胁。这使得笛卡尔将心灵从世界(以及毫无疑问属于世界之部分的身体)中分离出来,以避免其被还原为物理机制。所有的经验、意义和目的——曾经同时属于心灵和世界的那些——都被从外部世界中抽离出来,而只存在于笛卡尔新赋值的“心灵实体”中,这一概念前所未见。
19世纪中后期,当心理学作为一门新的科学学科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时,实质上采用了笛卡尔二元论的自然化版本。这种版本的二元论一直延续到现在,在主流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领域中当然也是如此。这种新笛卡尔主义观点并非将心灵看作一种独立的物质,而是假设心灵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大脑、大脑状态和大脑功能相对应。然而,与笛卡尔非常相似的是,在此观点中,“心灵”依旧维持着经验的私有性,与外部世界彻底隔绝。
在笛卡尔和现代新笛卡尔模型中,我们对世界和其它事物的经验都发生在“内部”——我们各自的心灵或大脑中。对于现代心理学来说,这意味着借助经验主义和定量科学,心理活动能够在个体内部被单独研究和测量。在接受训练之前,我纯粹只是从哲学视角来理解这个问题的局限性,而并没有将它和我们心理健康系统中日复一日的失败现实联系起来,更没有将它联系到我自己的痛苦。
所有改变都发生在我接受治疗并接受训练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的那些年里。与笛卡尔的观点相反,正是关系观点——跨主体地理解心灵和治疗——使我的痛苦得到了正确的理解。关系治疗师并不将问题“定位”在个人身上,而是将痛苦视作个人与世界之间关系中产生的问题。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奠定了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学的新笛卡尔主义基础。他的情况有些复杂。因为他确实通过本能理论(theory of the instincts,关于生本能和死本能的动机理论,译者注)将“身体”引入了心理学,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是基于将病人的心理内容移情到分析师身上。
然而,弗洛伊德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科学家,并努力将精神分析学融入到新的科学心理学之中。因此,他完全赞同“内部世界”和外部“客观世界”之间的绝对分离,并且他赞同心灵活动本质上可以与脑活动相对应的观点。这些都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
最初,弗洛伊德发现,创伤性事件(尤其是性虐待)是他所遇到大部分痛苦的成因。遵循这个思路,他基于所谓的“诱惑理论(seduction theory)”进行了新兴的精神分析研究,这个理论认为精神痛苦的主要诱因是性虐待所造成的创伤。然而,当把自己的理论从外部的现实事件转向人们的内心世界之后,他才开始名利双收。他的新观点来自于对“婴儿性欲”和“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转变,体现在把主要诱因从具体的性虐待转移到了对父母的性幻想中产生的内部冲突。
尽管“诱惑理论”一定程度上已经暗示了心理治疗的人际关系起源以及模式,但是转向个体的、位于“内在世界”的内在原因显然更适应新笛卡尔主义的时代精神。最宽容的解读是,这对弗洛伊德来说是阻力最小的道路。从那时起,患者的“内在世界”成为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中精神痛苦的事实基础。
专家之工作的价值在于其“客观性”,即在治疗中发现问题,然后从外部帮助“解决”问题
在弗洛伊德一时无两的影响力消退之后,他所构建的治疗心理及精神疾病的新笛卡尔主义模型依然成为了后来主流模型的基石。例如,认知行为疗法(CBT)将认知扭曲、错误信念和“对现实的错误评价”视作理解痛苦的关键,其治疗包括质疑和“纠正”这种所谓的主观扭曲。即使是在强调功能障碍及失调的现代精神病学中,在大脑层面上,类似模式也依然是目前的主流治疗方法。
于是一种特定视角的态度和“凝视”伴随这种模式而来。遵循新笛卡尔主义的专业人士紧盯着个体“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凝视着从外部可观察“症状”之下推定而来的内部过程。他们认为自身经历,以及他们与患者所共处的情境,本质上是不重要的,无关于选用何种干预措施无关——无论这些措施是提供弗洛伊德式解释,质疑错误的思维模式,还是只是将精神病药物与一系列“症状”相匹配。事实上,专家之所以被视作专家,其工作要点在于展现“客观性”,从外部发现并帮助“修复”或“纠正”问题。治疗师和患者本质上是相互独立的,只有工具和技术能成为联系两者的桥梁。
在如今,心理治疗领域已经完全被这种新笛卡尔主义模型及其解释所主导,人们理所当然地学会了将自己的心理和情绪困扰视为内在精神出了问题。事实上,这也正隐含在“精神障碍”这一术语中。人们已经会为失常的心智或大脑自行诊断治疗方向,并且向医学专家寻求对应的治疗方法,其实这种流程在心理健康和医学领域已经得到了积极的推广。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当开始感到不适时,“我心理出问题了”是我的第一反应。
在接受心理治疗并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干预心理和情绪困扰,即我所称的主体间关系模型。这个模型本质上是一个与新笛卡尔主义相竞争的“范式”。事实上,心理学科的学术血脉本就可以一直追溯到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的桑德尔·费伦奇(Sándor Ferenczi)。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它才真正成为一个拥有融贯体系的竞争者。从主体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心灵植根于社会与人际关系,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产生。某种意义上,心理体验不仅仅是大脑发展的同步对应物,还是发生在人际关系“空间”中的东西——正如知名关系分析师斯蒂芬·米切尔(Stephen A Mitchell)所说的那样,发生在“关系矩阵”中。
对于如何理解以及改善心理和情感上的痛苦,主体间关系的视角与其他视角是非常不同的。我们不再考虑假定的内部世界体验或认知失调,也不再考虑大脑失衡或功能障碍,因为这些现象不过是副作用罢了。也因此,以牺牲人际关系和社会情境为代价而过度关注内部过程,恰恰是完全错误的。与理解心灵本身一样,理解心理和情感问题最关键的不是“内在于此”,而是着眼于“外部的别处”。即使我们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内化”了,但仍然植根于整个社会和人际生活。
不出所料,来自关系治疗师的凝视与新笛卡尔主义实践者是非常不同的。他们并非着力于调谐假定的实体、过程或功能,而是调谐他们所处世界中的人,特别是治疗过程里他们的关系中所涌现出的世界。他们认为自己(和环境)与患者的经历,以及其为之寻求帮助的那种痛苦密切相关。事实上,通常正是治疗关系本身——治疗师和患者之间不断发展的人际关系——被认为是改变发生的媒介。重要的不是治疗师能为来访者做什么(尽管这正是新笛卡尔主义疗法所强调的),而是他们在这段关系中能为来访者做什么。与弗洛伊德(新笛卡尔主义)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弗洛伊德来说,分析师本质上是一个“空白屏幕”,患者于其上投射自己心灵的内容;而分析师本人的主观性/无意识与患者无关,需要在治疗之外处理。相比之下,在主体间关系疗法中,基于主体间心理模型,治疗师的主体性/无意识反而恰恰是治疗中紧密相关甚至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事实上,它居功甚伟,奠定了疗效产生之基础。
引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893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