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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美国高盛公司的高级顾问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时，中国知识界和政界对这种提法一片欢腾，我当时对“北京共识”的提法也是欣赏的。但我在2006年1月发表《中国经济学革命论》后，通过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发现中国正面临着滑向殖民地的严重局面。在我看来，“北京共识”提出之时，正是中国各种尖锐矛盾开始爆发之时。因此，2006年春夏之交，我忽然想到，所谓“北京共识”极可能是外国人忽悠中国，使我们对严重的困难视而不见。我把这种猜测和警告在2006年秋天写进某杂志对我的访谈中，但该杂志不同意我的一些观点，没有发表这个访谈。这个访谈一直放在抽屉里，直到2008年，才由《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创刊号登载出来。在这个访谈中，笔者提出了中国要防止被“北京共识”所“忽悠”的问题。
了解“北京共识”的人都知道，这个概念的提出者雷默当时是高盛公司的高级顾问，因此，在2008年底，我忽然想到在网上要进一步查询下此人的背景。我发现他是曾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的高足，直到现在仍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基辛格何等人物，他的高足提出“北京共识”难道不令人诧异？高盛公司又是什么样的公司？是在中国现代版的东印度公司！这使我对他提出“北京共识”的动机发生了怀疑，以至于我几乎完全确信他是在忽悠中国人。因此，在以后参加学术会议时，只要涉及相关问题，我都指出，“北京共识”是外国人忽悠中国，其目的是继续使中国人把1993年以来实际上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或“华盛顿共识”的变种错当为“北京共识”坚定地推行下去。
例如，雷默把中国积累的大量美元储备称作是中国积累的“不对称”的具有威慑作用的战略武器，而现在路人皆知，中国积累的大量美元储备特别是一直在购买的美国国债实际上是中国所陷入的万劫不复的“陷阱”。又如，在“北京共识”提出后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弥漫着一种虚妄的“中国已经崛起”、“中国正在崛起”或者“中国将要崛起”的极度乐观情绪。但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中国崛起”这回事，实际上，按照我对经济思想史和发达国家经济崛起历史的研究，自1993年以来，中国实行的经济政策正愈来愈使我国陷入“自我殖民地”的境地，现在日益进入了一个危机爆发的时期。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不得不停止1993年以来实行的错误发展路线，进行一种经济发展战略的彻底革命。
但是，纠正1993年以来实行的错误经济发展路线何其困难!在这里，只以笔者就外资和自主创新问题致某君的两封信为例，从这两封信的遭遇就可略见一斑。2010年4月23日，也就是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号）公布不久，我发表了“就停止引进外资并回购外资企业的一封信”。在此文的基础上，2010年5月，笔者曾就此问题写成内参，特别谈到了外汇储备的增加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巨大关系，通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办公室上报国务院办公厅。但事与愿违，时隔2个多月之后，我在报纸上看到，国务院为落实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任务，专门发文落实国务院各部委加强引资工作的分工和责任。在看到这条消息后，苦笑之余，我感到异常悲哀，我讲的道理是如此明了，但国务院为什么仍然执迷不悟呢？（后来我曾试图再通过这个机构上报内参，但被婉拒）
第二封信题目是《为自主创新政策送葬——致把“外资企业都视同于中国企业”的某君》这封信是对2010年5月23-24日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粗暴干涉我国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的评论，敦促政府相关部门义正词严地驳斥并坚决拒绝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对我国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的无理干涉。在第二封信发在“乌有之乡”网站后不久，我在“替代性经济学教规”网站之一（http://Hum.ttu.ee/tg/）看到新刊载出来的《政府采购作为产业政策工具：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选择》（Public procurement as anindustrial policy tool：an op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我打算翻译出来并针对中国问题撰写一个评论，作为内参上报国务院办公厅，目的是规劝政府不要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并一定要坚持自主创新采购政策，但我征询了三家曾希望我撰写内参代为上报的机构的意见，但他们大都默不作声，只有一家机构的熟人对我说，如果上报这样的内参，部领导还想当官吗？无奈，笔者只好作罢。
2011年7月7日，我在报纸上看到，根据财政部通知，自7月1日起我国已经停止执行与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相关的三个文件。为此，笔者不得不悲叹，跨国公司和外国政府终于达到目的了。政府采购是各国推动自主创新的重要手段，何况我国并没有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但跨国公司和外国政府却不允许中国采取这种政策，这是我国丧失经济自主权的一个重要表现，堪比近代史上关税自主权的无法自主。对此，笔者心中充满悲愤！我国停止执行有关政府采购自主创新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将大大超过大飞机项目的下马和铁道部拒绝“中华之星”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作为一个已经载入历史的重大事件，财政部和相关政策决策者已经被钉在了民族罪人的耻辱柱上。
作者资料：
[1]
姓名：贾根良
职称/职务: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研究领域:经济思想史、演化经济学、创新经济学与科技管理、发展经济学、东亚与中国经济
来校时间:2005
教育背景 1995年6月毕业于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84．7—1986．9 安徽财贸学院教师
1989．7—1992．9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讲师
1995．7—1996、3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1995年12月破格晋升副教授
1996、3—2005、9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1999年3月破格晋升教授，2000年12月被聘为博导
2005、9——作为引进人才调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要荣誉和称号 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学术成就论文 《理解演化经济学》，贾根良，《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新经济思想史”刍议》，贾根良，《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
著作 《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贾根良，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贾根良，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译著及其他 《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下卷），贾根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新经济思想史”刍议》，贾根良，《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6期全文转载
《理解演化经济学》，贾根良，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2]
http://baike.baidu.com/view/37680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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