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产业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农业基础薄弱,
总体上还是靠天吃饭,“涝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
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同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外市场连成一体,农业国际竞争已不再是初级农产品的竞争,而是整个产业体系的竞争,分散的农户很难应对这种大风大浪。我手头有一个典型案例,上个世纪80年代,小岗村农民用1年时间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在此后的20多年里,由于缺乏资本聚集和现代科技应用的内生机制,难以进行规模化经营和标准化生产,这里至今没迈过富裕生活这道坎。事实上,自清朝中期以来,农业以传统村落为单元,农地零散化、细碎化耕作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农业为什么困难?我看难就难在孤立、分散的耕作方式,长期缺乏科技创新、资本投入和产业提升,工业之水难以浇灌农业之田。2007年的一号文件强调了发展现代农业这个主题,有了一些很系统的提法,我认为是十分难得的。比如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记得当年6月份,我提出把沈北新区建成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辽宁省发改委向国家发改委正式上报了总体方案。但直到4年以后,2010年的一号文件才写上“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其实,早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论述。但6年多过去了,真正用心体会和理解的人不多。我认为,以农户为经营主体的传统农业,根本无法承受经济社会发展之重,十分有必要引进工商资本进行适度规模经营,让工业反哺农业能够真正落地。个别有话语权的人至今还在讲:“我们鼓励工商资本下乡,鼓励他们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进行服务,但不鼓励工商资本长时间、大规模的直接参与农业经营。”我不明白,企业家对自己的投资行为长期负责有什么错呢?对工商资本下乡总拿不定主意,只会造成弱势的农业走不出困境。
在如何看待工商资本下乡问题上,我一直主张要导向明确、措施过硬、行动坚决。我在山东安丘了解到,同样是种菜,从引导农民种什么,到培训农民怎么种,一批企业家在这里制定了33个生产规程、200多个国际生产标准,建起了50万亩标准化蔬菜基地,产品源源不断走向世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手里没钱,而下乡的工商资本9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他们之所以选择下乡,是因为垄断性行业挤压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对这些企业家应该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伤害他们本质上就是伤害农民。
我在沂蒙山老区了解到,一亩地的花生仁产量在250公斤上下,出油率为50%左右,鲁花集团能够产出100多公斤的食用油,比大豆、菜籽高出两倍还多。但由于花生没有补贴,在价格上也是随行就市,老区农民好多年不敢种花生,鲁花集团设备闲置率高达40%以上。道理是明摆着的,给花生补贴有利于提高老区和贫困山区的农民收入,有利于开发贫瘠干旱地区的非耕地资源,有利于保障我国食用油50%的自给目标。在我的努力下, 2010年的一号文件写进了这方面的内容。这就给了我一个启发,类似于鲁花集团引领的“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社”的模式,应当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所在。
三农问题连续8年被放在第一位的议事日程,足以表明事关大局、命脉和大多数农民的生存发展。我听到一些地方反映说,一号文件所规定的农业政策,在城乡分治、条块打架的乱局中被各取所需。如财政支农资金的70%被用作农业行政事业单位人头费,而没有放在农业生产本身。这种情况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种粮口粮化、农业副业化、农民兼业化 ”趋势越来越明显,一号文件的激励作用正在逐年衰减,陷入了产粮越多负担越重、贡献越大义务越多的怪圈。
我的判断是,随着农业生产基础薄弱、后劲不足、科技支撑乏力,旱涝灾害不确定性增大,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时有发生,农资价格上涨等各种不利因素交集在一起,农业生产的制约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难度不在于如何使城市化的目标更高,而在于如何使发展更有利于改善农业的基本条件,发挥现代农业食品保障、工业原料、劳动就业、生态保护、旅游观光和文化传承的作用,让农民过上和谐、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有时宁可把步子放得慢一点,也要理清思路,避免在各种矛盾交织时选择错误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