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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8月12日公布的《2011年7月金融数据统计报告》表明，在今年以来全国金融机构存款持续减少的背景下，7月当月人民币和外币存款均有显著减少。特别是人民币存款减少6687亿元，同比少增8166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减少6656亿元。
今年以来持续出现的“住户存款减少”现象，应当引起高度警惕。尽管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收紧银根、三次上调存款利息，但是，7月份当月CPI为6.5%，为3年来新高，而目前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为3.5%，按照当前的银行存款利率和通胀指数，1万元存款在银行1年购买力缩水达300元。所以，尽管几度加息且再次打开加息窗口，但仍然不能吸引存款回流银行。
而与此同时，高利贷似乎正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的饕餮盛宴。甚至有人认为“高利贷很可能接棒房地产，成为暴富的大好领域”，“民间借贷”行为呈现持续升温态势。笔者在今年6月初也曾撰文《当前是否该卖了房子投入高息融资》，当时，扬州相关企业的融资利率水平一般在年息10%，较高的15%，资金公司的回报高达30%，而且还是按月付息。《扬州晚报》等媒体更是刊登了大量民间借贷公司的宣传广告。
需求是民间借贷得以生存和兴起的最根本动因。全国工商联日前在调研中了解到，90%以上的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微型企业的融资状态更为窘迫，中小企业能从银行拿到2~3分利(月息)的贷款已经相当不错，浙江地下金融的月息甚至已经高达5分以上。在高通胀和行政打压的双重压力之下，过剩的流动性不得不寻找新的投资渠道，高利贷风生水起也就并不奇怪。
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正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占当地银行贷款的20%。央行温州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且年息处于24%左右的阶段性高位。
高利贷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当前，高利贷大繁荣正成为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内蒙古等地随处可见的风景线。全国各地各类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据说，像鄂尔多斯这样的城市，当地民间金融系统规模已远远超过银行存款规模。
进入地下金融体系的资金不仅是部分企业和个人的富余资金，而且还有银行贷款“曲线”进入。一些担保公司和典当行，以低息获得贷款，进入高利贷市场博利；一些中小企业以工厂资产抵押贷款，不用于生产经营，而流入地下借贷；金融体系内也产生了一批金融掮客，居间“吃利差”。
更为可怕的是，上市公司在股市圈钱后也加入了高利贷的阵营。上半年上市公司财报数据显示，含有“委托贷款”字样的公告较去年同期增加32 .3%，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涉足高利贷业务，部分公司这方面的收益甚至超过了主营业务。
近一年多来的宏观调控，紧缩银根，收紧信贷，银行贷款主要集中在地方ZF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民间借贷取得资金，房地产企业在“限购、限贷”的“双限”压力下，资金链也日趋紧张，也不得不参与民间融资。
不可否认，目前民间借贷规模飙涨，越来越多的资金脱离国家调控的转道，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出银行这个最重要的监管体系。如此滚动下去，则利息越来越高，最后所有的资金集中在敢出最高利息者手中，风险也急剧放大，没有一个行业能够长期支撑这么高的利息。地下金融风险无疑冲击了国家经济、金融秩序。
危机是现实的，但中央和央行对此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最新消息表明，用加息来缩小实际负利率的“窗口”已经不声不响地关闭；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也没有迈出，对民间利率市场化的呼声并没有实质性因应；央行又将商业银行的信用证保证金存款等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预计约冻结银行资金9000亿元（相当于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人们对货币政策超调的担忧升温；美国银行出于对中国银行股的看空，于29日以83亿美元的价格抛售建行5%的持股，在华外资银行正加紧提息吸储，我国银行自身的发展环境也有恶化趋势。
总之，目前的高利贷形势和金融货币调控方式，正合力催生中国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如果不引起足够重视，高利贷的风险集中暴发之时，就是中国金融体系瘫痪之时，更是中国经济硬着陆之日，覆巢之下无有完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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