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尔·马克思逝世的那一年,凯恩斯来到了这个世界。
这让我想起一则故事:伽利略逝世的那一年,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从此,世界上有了牛顿。
牛顿用他天才般的大脑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证明了伽利略的正确,同时超越了伽利略,也在黑暗的中世纪打开了科学之光。
但凯恩斯没能继承马克思,也没能超越马克思。虽然在国家政策上,在那半个世纪里,凯恩斯的观点之于资本主义国家就相当于马克思之于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凯恩斯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自发调整能力的否定,但这种否定并不是彻底的批判,而是带有理想主义的改良性质的政策建议。他没能把资本主义当成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现象来看待。甚至在他的概念里,只要对资本主义加以适当的干涉,资本主义就是永恒完美的制度。他坚信资本主义制度市场本身不是最有效率的,强调政府的作用,但他又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理论在西方学者里引起了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反思,甚至某些程度上沟通了西方经济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但凯恩斯只在宏观层面上描述经济现象,这种行为造成了当今西方经济学宏微观的严重分离。
凯恩斯,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西方的经济学界,从凯恩斯理论诞生起,就没有停止争吵。从此在西方经济学的阵营中出现了国家调控与自由主义的鸿沟。自由主义高举他们最值得骄傲的伟大先驱——亚当·斯密的旗帜,在其周围围绕着从古老的“重农学派”到较近的“剑桥学派”的所有天才论述,在70年代的滞胀之后野心勃勃地向凯恩斯主义发起挑战。另一方面,国家调控的阵营显得冷冷清清,但仍然勇敢地打出唯一的一面大旗:“凯恩斯”。
在这一点上,约翰·梅·凯恩斯走上了和马克思一样的道路。他们的喜剧是:一个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一个人勇敢地英雄般地挑战全世界,而且征服了一代代人。同样,他们的悲剧是:再多再虔诚的信徒也不能改变他们是他们所创造的伟大阵营的唯一旗帜和支柱,并且他们的事业在他们本人身上就达到了光辉的顶峰这一具有悲剧色彩的事实。
在凯恩斯的光辉下,人们可能会忘记,在马克思逝世的那一年,也就是在凯恩斯诞生的同年,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批判者,熊彼特也来到了这个世界。熊彼特本人对资本主义报有无限的悲观态度,但同时他又是马克思的坚定反对者。同时,他也反对凯恩斯的宏观理论。更戏剧性的是,他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庸俗色彩。他的长波理论至今是经济学界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
熊彼特和凯恩斯,虽然没有接过马克思的事业,甚至都是马克思的坚定反对者。但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用自己的理论事实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客观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多少正是由于熊彼特和凯恩斯,马克思所看到的那个资本主义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也正是多少由于熊彼特和凯恩斯,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里看到了也许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在经济学上,也正是由于熊彼特和凯恩斯,彻底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打开了如今西方经济学界的科学之门。他们多少完成了马克思要做的事。
熊彼特和凯恩斯,从诞生起就割不断和卡尔·马克思的联系。
但同时大家也不要忘记,1983年,另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反对者,坚决主张抛弃庸俗的新古典理论,要“回到李嘉图去”,复兴古典经济学的杰出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离开了世界。她同时也是凯恩斯的反对者,当然同时也是马克思的坚定反对者,在她的论著中充满了对凯恩斯的批判和对马克思理论的无限嘲讽。但具戏剧性的是,这一年正是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当然也是凯恩斯诞辰一百周年。更戏剧的是,如今人们有时把她和这些她一生致力于批判的理论都归纳在同一个体系之中。
时过境迁,只有人们在大英博物馆去体验那个峥嵘岁月的故事,缅怀这些伟人留给我们的财富,百年之后的今天,在安静的大英博物馆里,没有人会在乎这些伟人当初到底是属于哪一个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