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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增速较疫情前放缓，是当前居民消费不足、楼市低迷、信心不振的重要原因，拖累经济平稳恢复。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3%，低于疫情前2019年的8.8%。《政府工作报告》将“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与“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分别列入了今年的主要预期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
劳动工资是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促增收的重要抓手。2023年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60.4%。工资增长将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降低预防性储蓄，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和意愿。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期收入感受上升，未来收入信心和当前消费意愿也将明显增强。
1、不同行业、企业、岗位间的工资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1）行业方面，2022年城镇非私营单位的年平均工资，互联网、金融、科研技术行业位列前三，均在16万元以上；而制造业、房地产、建筑、公共设施管理、居民服务、农林牧渔、住宿餐饮等行业，年平均工资不足10万元。
2）企业方面，同一行业中，城镇非私营单位中的其他单位（包括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等）与城镇私营单位，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相近，主要差别在于企业规模大小，前者的营收规模更大，2022年各行业平均工资比后者高出12.7%~119.8%。
3）岗位方面，国家统计局统计了16个行业大类（不含金融、公共管理、农林牧渔业）的岗位工资数据，其中互联网、租赁商务、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岗位工资差距位列前三，2022年岗位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之比都在4.5倍以上；工资差距最小的是建筑业和住宿餐饮业，岗位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之比不到2.3倍，二者也是平均工资水平较低、农民工就业人数较多的行业。
4）个税方面，由于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税，因此行业平均工资越高、岗位工资差距越大，行业的人均个人所得税也会越高。2022年人均个人所得税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租赁商务、互联网行业，最低的是建筑、教育、住宿餐饮、公共设施管理业。虽然租赁商务业的平均工资只是中等水平，但岗位工资差距显著，因此人均个税较高；而公共设施管理业虽然岗位工资差距显著，但平均工资较低，因此人均个税也较低。
2、市场机制是决定工资水平的主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根据新古典分配理论，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等于其在商品和服务生产中的边际贡献，贡献越大，要素价格越高。
工资是劳动的要素价格，均衡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其从业人员的工资之所以能高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和低附加值制造业和服务业，是因为前者的边际产出比后者更高，创造的经济价值更大。
3、当前工资增速受到经济下行压力和物价低迷影响。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总体处于疫后恢复期，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一是有效需求不足，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意愿不强；二是部分行业存在重复布局和内卷式竞争，出现产能过剩；三是物价水平低位运行，尤其是PPI降幅较大，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债务负担加重、投资意愿降低、财政收入放缓。宏观经济的压力会传导至行业、企业和居民，导致实际工资增速放缓；而低迷的物价也会压低名义增速，造成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背离。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不会改变，既有经济自身的内生恢复动能，也有稳增长政策的保驾护航。然而受外部形势复杂严峻、内部风险挑战等因素影响，节奏上可能呈现出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特征，或对居民工资收入增长造成扰动。
4、如何提高居民工资收入？
第一，稳增长稳就业是最有效、最普惠的方式。有必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以财政政策和房地产政策为重点、以提振预期和就业优先政策为核心，加快经济回升向好。
第二，劳动力跨区域、跨行业自由流动是基本要求。要构建灵活、可竞争的市场机制，以深化改革户籍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为路径，加快破除妨碍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和自由流动的障碍，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第三，充分激发民营企业活力是重要保障。民营企业是创造就业岗位并发放劳动工资的重要市场主体，要从政策、制度、法治和理论层面将民营经济发展内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从根本上破解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行业市场化程度越高，行业内民营企业的相对工资水平也越高；而在那些行政性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国有单位的平均工资要显著高于民营企业。
风险提示：外部冲击超预期、稳增长政策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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