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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花钱几乎是地产出清过程中绕不开的话题。近期，市场对于政府成立统一平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地产收储的政策讨论不断升温。我们在之前的报告中也提及，在调控地产结构性供需失衡的过程中，要较为“无痛”地解决出清问题，政府花真金白银、补足缺失的需求、降低库存是关键的一环。政策的必要性无需多言，关键是何时、以什么方式、多大规模来采取措施。
1990s日本地产泡沫破裂后，政府的公营住宅计划逐步减少新建，增加租借和买入民间住宅的体量；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地产崩盘，美国财政部通过直接出资近2000亿美元支助“两房”的措施，托底房贷市场、稳定住房需求。年初以来国内的“项目白名单”制度已经迈出第一步（降低库存），而地方的种种迹象已经表明政府收储将是“呼之欲出”的更进一步，我们认为在化债的背景下，由中央政府注资成立全国性的统一平台是理想的模式，但是从出资的规模、可盈利性以及央地协调的角度，这一模式的现实门槛并不低。
住房“收储”，近期地方政策已“有迹可循”。自4月初郑州打响住房以旧换新政策落实“第一枪”以来，多城地产商贷、限购宽松进入政策密集期，“收储”的线索与轮廓也逐渐“浮出水面”：一是收购的存量房可能用于保障房项目，达到政策组合联动效果；二是推进“以旧换新”离不开按揭利率、限购解绑解决堵点，后续可能会看到更多核心二线城市甚至一线城市加入宽松行列。值得注意的是，郑州“试点”后，副总理快速在当地开展调研，且一线城市中深圳也首个响应，可能意味着住房“以旧换新”已按下加速键，不排除节后推广在更多城市的可能。
海外经验“启示录”：美国政府的“花钱”始于特殊的经济背景。美国政府并没有专门的收购存量地产的机制。然而在特定背景下，政府或政府支持的机构通过抵押抵债、住房援助计划、城市更新项目或私有部门投资进行收购或处理存量地产，以应对房地产市场面临的挑战。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在美联储连续“暴力”加息后，美国房地产泡沫被刺破，美国两大房地产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以下简称两房)面临巨额亏损700余亿美元，最终不得不接受政府注资并被接管。
稳定房贷市场来稳定地产需求。美国财政部通过购买两房公司的债务、注资等方式来帮助应对资产负债问题和保持流动性，其援助资金近2000亿美元。不过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两房必须向财政部支付10%的利息。金融危机后的10周年，两房共向财政部缴纳了2797亿美元，不仅已还清当初财政部的救援资金，还让财政部利润超800亿美元。
日本则采用“公营住宅”的模式来收购存量住房。“公营住宅”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是指国家通过与地方政府进行合作，筹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住宅，并将其以降低的租金出租给中低收入所得者，用于解决住房供应不足的问题。本质上，日本的“公营住宅”模式与我国的保租房制度相类似。
“公营住宅”制度有效解决了日本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住房短缺问题。自1951年成立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劳动力向都市圈的大量迁移，“公营住宅”建设规模急剧上升，到1970年代达到峰值，后续规模逐步退坡。
“公营住宅”筹集方式从新建向租赁和购买的转变可为当前我国地产去库存提供借鉴。“公营住宅”的建设最初以新建为主，但随着住宅库存的不断累积，以及日本泡沫破裂，房地产和经济受到巨大影响，新建住宅户数开始大幅减少。因此1996年后公营住宅法被大幅修改，引入了通过“租借和买入民间住宅”这一方式转租给低收入者，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刺激经济和房地产去库存。
反观国内，政府收储面临的三大现实问题是钱从哪来，要多少钱以及是否可持续（可盈利）。
钱从哪来？中央财政可能是终极答案。以郑州模式为例，通过政府平台收购二手房、撬动新房的模式确实颇具新意，但是在地方化债的大背景下，从哪获得收购二手房的“启动资金”是急需解答的现实问题——从银行或者央行获得资金可能都意味着地方政府要被迫加杠杆；同时考虑到央地之间“因城”协调的复杂性，可能由中央政府成立统一的平台是比较快捷和现实的选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来自钱的压力可能有点大，我们预计此次收储的资金规模在7万亿元左右。
政府收储，可能并不适用所有城市。从政府角度来看，这项住房“投资”的最基准情景是收益大于成本：收益可以简单地用各城的租金回报率代表，而成本则在PSL利率水平附近。从2023年末数据可看出，考虑缴税以及政府从市场收购房屋的折价后，大部分一线城市、部分核心二线城市的租金回报率相较PSL利率并不具有吸引力，而包括郑州、昆明、贵阳在内的非头部二线城市相较PSL利率“性价比”更高，可能会是接下来“以旧换新”可行域。
风险提示：政策出台节奏及项目落地放缓导致经济复苏偏慢；海外经济体提前显著进入衰退，国内出口超预期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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