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洪
北京强拆民工子弟学校的事件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件,只是更突出一些。所谓一系列事件,就是在现有宪政框架和政治结构下所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宪政缺陷”。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行政部门的权力不受约束;对他们违反宪法、违反法律的行为,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有效的惩罚。在另外一方面,他们通过自己内部的讨论,出台了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法规,或者所谓管制;就可以在社会中实际通行,而且通行得比宪法和法律更有效。这是因为他们有实施手段。
而涉及到有些相关的法律,甚至宪法,他们也可以通过所谓的部门立法,极大地影响到这个法律的设立和修改。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政治框架下,人大实际上就是被操纵的,所以也有很多恶法被通过,这些恶法背后渗透了这些行政部门的利益。
那么在这种政治结构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社会既没有违宪诉讼,也没有违宪审查,我们设想这个社会能走到哪儿去?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是行政部门不受约束地、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就像一个市场主体,但是这个“市场主体”又不需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办事,他们还利用了所谓的政治规则;这个政治规则和市场规则不一样,它是由政府强制性去推行的。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各个行政部门碰到的“偶然”发生的各种事件,其实都不是偶然的。那只不过是掷了一个色子;今天动车撞车了,明天出了一个郭美美,后天哪儿又漏油了。其实这个社会哪儿都坏了,哪儿的行政部门都坏了。不管掷出的色子的概率是多少,掷到了哪个方向,大众和传媒就向那边看过去,一看就有问题了。故宫被盗了,立刻故宫就有问题被关注了;车撞了,铁道部的问题就出来了。这些问题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是系统性的错误。包括这些部门出了问题以后,他们部门的发言人那些不得体的话、那些表现都不是偶然出现的。他之所以这么说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习惯于这么说了。那么为什么有这个习惯,是因为现在的宪政框架和政治结构决定了他们会这么说;因为这种宪政框架和政治结构决定了无论他们怎么违法,也没有针对他们的有效的惩罚,所以他们就可以这么说,他们就可以有恃无恐。
那么涉及到教育,今天的所谓关闭打工子弟学校,严格来讲只是一类事件当中的一个事件而已,实际上就是手中握着权利的人做了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面对的是那些对他们不可能产生影响的人和事情。
这些年来,我看到的教育烂透了。整个这套教育制度都不应该被称之为“教育”。其实教育部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怎么使自己子弟获益,为此而改变规则,然后就可以排斥别人的孩子,包括分数好的孩子。比如说,为什么一直坚持北京要比别的省市上北京名校、高校的名额更多、比例更大?不用去想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年要设立所谓的自主招生?自主招生就是在兑现特权。当我们的大学还做不到真正自主的时候,你搞自主招生,就是有权势、有钱的孩子能进去了,就可以拱手给他送分。有的孩子的父母是行政部门官员,于是北大送他分,人大送他分,这是真实的也是普遍的例子。
搞个所谓什么自主招生是很讽刺的,这叫什么“自主”?在校长任免、资源分配、甚至教育内容被教育管制当局操控的情况下,大学谈什么“自主”?真正的自主是大学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而官员根本没有权力撤换大学校长,才叫真正的自主。为了行政部门官员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撒谎。这些年来我国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这些号称管教育的人以身作则地教人撒谎。
有调查和统计;农村子弟上高校、尤其进北京的高校名校的比例,近几年大幅度下降。这就是他们一系列动作的结果。所以,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其实同样是这一系列动作之后的一个结果,是很清楚的事。只要我们的宪政不改革,我估计这种趋势就一直会继续下去。
这是我想说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宪政问题,就是一个宪政崩坏的问题。
[ 茅于轼: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变化,不说前五年、前六年的时候,政府根本不怕你老百姓。现在有点怕,为什么?这个互联网太厉害了,出了什么问题,全给你曝光了。]
我同意茅老师讲的,现在有信息技术的变化,互联网、微博的出现使这些行政部门的官员不能操纵信息了。在过去这些事我们连知道都不太可能。现在不同了,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在这儿开会讨论。上面是我想讲的一点。
第二点,这件事出来后,其实我是为执政者捏了把汗。以我的判断,是不应该出这样的事情;因为当局一直在强调稳定。而这个事件,我认为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
第一,拆学校,赶走学生,这是在破坏教育,是要背上历史骂名的;第二,你侵害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你实际在做一件事情,其实这件事会给执政党的声誉带来极大的耻辱和损害,它的坏影响还不止于此;事件对地方政府当局其实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会起而效仿。这是一个极其冒险的事情。但是,竟然它就做出来了。这使我很震惊。
那么我在想为什么?我觉得第一点,我认为是价值的问题,就是他们不认为平等这个概念真具有那么高的价值。还有就是,对所谓政府的定位和义务的理解方面,他们不认为行政部门是有义务向社会提供公共品、而不是一个作威作福的机构,不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随便去做一件事情。做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在显示自己的权威,就是我以政府的名义全关了你,你又能怎样。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解释。
那么第二个方面,是他们对形势的误判。我认为这个事件非常恶劣,而且它的影响极大、影响极坏极深。其实它在加速削弱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
[ 茅于轼:是反维稳的。]
对,是反维稳的,这和执政党的最高宗旨是不相符的。所以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点是,我认为现在中国的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其实又出现一个新的变化。就是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坐大,就是他们只做对本部门、本地方有利的事,却对理论中的那个执政党和理论中的中央政府不利的问题无所顾忌。现在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其实驾驭不了他们。所以前一阵子我就说我的感觉现在是“僭越政治”,就是中央不能掌控他们。我不相信中央最高政治领导人会因为强拆民工子弟学校的事情,能在政治上得分。但是他为什么不去阻止呢?
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其实是对这个社会有责任的。我就是想提醒他们这件事对他们的政治前途有极大的损害。如果认为这不算是问题,那是他就是对形势的误判。说句实话,这其实是个很要命的误判。
我觉得刚才千帆所讲的,是通过现在的法律手段能做什么,其实是不能的。我在一篇文章里提了一个建议;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出面来阻止这类的事情,惩罚相关的责任人。当然了,这个建议也近乎痴人说梦。但是我觉得一个具有理性的政治领导人,应该这样去做。如果不这样做,我只能说在古今中外没有先例。我们讲宪政民主体制,也包括非民主的宪政体制,或者说传统中国的非民主的宪政体制,其实就能做到有效实施。作为一个中央政府政治领导人应该对这种僭越的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加以控制和约束。举一个朱元璋的例子,他杀了很多贪官,为的是维护他的政治合法性,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说,现在的政治领导人,必须要出手维护他们的政权合法性了。至少可以采取非民主的形式。有人称“中国模式”就是有行政效率,怎么在惩治行政部门违法时就这么没有效率?你只有去这么做,否则执政党的政治命运堪忧。当然我不是要多么为它去担忧,而是为这个社会要去警告他:你要想清楚,这样做对社会、对执政党、对政治领导人,都有好处。现在做还来得及做,还是有好处的。
我就讲这些。
[ 赵旭:我觉得现在是不是有这种倾向,就是你这种分层,底层的相对上层越来越仇恨。是不是上层的也开始对底层有这种仇恨的情绪,我有这样的感觉。]
盛洪:他仇他什么呢,恨他什么呢?
[ 赵旭:这个就不知道了。]
[ 张千帆:这个可能是,还不一定有时间去。]
[ 赵旭:包括药家鑫杀人等等。]
[ 秋风:微博报的李双江的儿子爆打业主那对夫妇,这个就是社会等级制度所造成的非常严重的后果,再加上教育的失败,没有教给孩子最基本的一些道德。包括,你是一个上等人,那你就有相应的上等人的责任。其实我们现在是没有这样的说法。]
[ 茅于轼:其实这个骚乱,另外说明一个问题,它还不完全是政治问题。日本人就不可能出现这种的,它的秩序好得很。这两个国家的对比就看出来了。]
[ 秋风:对,我觉得茅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对。我觉得当代中国的问题,一方面有制度上、法律上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地方,就导致了严重的像收入分配差距,还有像这种地位的这个差距。但是其实你要说这种情况,你可能在古代社会也存在这种情况,很明显了,有这个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但是大家能够各安本分。]
[ 茅于轼:其实回到最根本才是你说的这两条,就是这个教育。教育人的人要是一个懂得善恶、懂得是非的人,这是最根本的。]
盛洪:古代的上等人和下等人跟现代的上等人和下等人不一样。古代儒家讲的上等人是君子,现在的所谓“上等人”不是道德的精英,可能是小人得志。
[ 秋风:是的。比如我们掌握权利的人,15岁的孩子开着宝马满世界乱跑,你这不让孩子犯罪嘛。才15岁一个小男孩,你这个父母就联系到最基本的一个问题,真的不能想象。你像这种人,当然是社会的高等人。]
[ 董彦斌:唱歌怎么能唱成将军呢?]
[ 秋风:这连一个基本的分辨力都没有,你让这个孩子把车开出去,这不是找死吗,不是人家撞死你,就是你撞死人家。]
盛洪:15岁还没有资格领驾照。
[ 张千帆:刚才盛洪讲对政府提建议,应该值得继续做下去,但是抱的希望。当然十八大换了领导之后。]
[ 秋风:会有人烧三把火。]
盛洪:其实所谓的教育费用,一般来讲,原来都是在本地收取,有税,有教育附加费,刚才赵旭说的义务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其实都是大家自己出的。这没有错。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地区不同,穷的地方自己掏,富的地方自己掏。穷的地方教育经费就会少。所以地区间的转移支付是必需的。即在教育经费方面,富的地方就要向穷的地方转移支付。现在穷的地方的人到富的地方打工了,就应该把这个转移支付的钱用于对民工子弟的教育。
[ 本文根据作者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的《平等教育权与法律保障》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经本人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