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经济学期刊上的国内经济学家 （不断更新中）

很好的排名，力顶楼主！

这些经济类的论文是否解决了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抑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王航 发表于 2011-9-25 18:00
这些经济类的论文是否解决了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抑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你应该问问爱因斯坦他的理论是否增加了GDP.

没有学术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天天研究中国问题也没有用。

2．科学的用处


什么叫“用”？什么叫“有用”？31楼那位也许学理科的阁下，恕我直言，还是不了解
科学精神。尽管科技发展到今天，专门研究如何把某种科学原理转换成供人类社会利用
的工程学科不仅可能，而且也非常发达，其本身也成为另一类“科学”。但是科学精神
与其说是重在利用，不如说更重在探索。当士兵将刀架在阿基米德的脖子上的时候，你
是否想画在地上的圆有什么用？当教廷将布鲁诺脚下的烈火熊熊燃起的时候，你是否在
想是‘究竟是太阳绕地球转还是地球绕太阳转’到底有什么用？这种对宇宙运行背后的
逻辑与规律的探索精神不能与任何功利性的“用”的观点等量齐观。这种纯粹的探索精
神才是科学精神的核心部分。大科学家们更主要是从自己的探索的乐趣中发现重大的科
学原理，很少能说他当时是为了什么用，尽管在后来，这些原理有很多实际的用途。你
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理是为了什么用处？爱因斯坦发现质能方程又是为了什么用处
？当法布尔在不厌其烦地观察蚂蚁、昆虫在当时又是为了什么用处？判断一个人又没有
研究精神的标准非常简单，就看它怎么看待有用与没用。那些不能从纯粹的探索中发现
乐趣与自我激励的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科学家，奉劝早点转到非学术行当。
这种精神当然是稀缺资源，更稀缺的是，既具备这种精神同时又具备良好的知识准备与
训练，这样的人，才又可能成为一个好科学家。


相对于这种纯粹的探索，中国人一辈子都想着“用”，但是一辈子想着是否有“用”的
中国人，3000多年来，并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高中以上的数理化生物课本中，有一个
是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定理与发现没有（那些学了西方的科学以后有发现的中国人除外
）？没有。我经常与朋友们说，中国历史上，有岳飞、文天祥这样为某种意识形态或者
某个利益集团（忠），甚至为某个人（信）而献身（荆轲）的英雄，但是从来没有出过
象布鲁诺这样为某个理论而献身的科学精神。前者实际上都是跟具体的人或者人群相联
系，而后者纯粹是一种理念。这也是文字狱与西欧中世纪宗教迫害的不同之处，尽管二
者都是高压与杀戮，而且我们也很难说谁比谁残酷。也许在功利的中国人看来，地球是
圆的还是方有什么意义？只要我对的起祖先与良心就可以（当然，很多人是连良心都没
有的）。正是这种不依附于任何世俗的力量与具体的人群利益的纯粹探索精神，有力地
推动了人类知识的进步。那些大科学家们无一例外都对自然与探索具有不可阻挡的好奇
心。与西方人对自然与宇宙（社会）运行的纯粹好奇心相比，我们的教育从小就扼杀小
孩的好奇心。现在回想起来，小学课本中那个“数星星的孩子”张衡实在难得。实际上
，好奇心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情感，因为唯一能满足好奇心的行动就是探索，除非被扼杀
；而纯粹的探索，除了能满足好奇心外，在许多时候没有任何意义。好奇心推动人们去
探索，而探索却只能给那些有好奇心的人带来无穷的乐趣，没有好奇心的人不愿也无需
通过探索来满足其精神需要。


中国文化中这种精神的缺乏，在近代以后并没有完全弥补。我们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技术
，并且加以利用，但是我们却并没有从根本层次上吸纳这种人类文明的共同智慧。所谓
体用之争也许就是问题的一个体现。好不容易通过留学使个别杰出的中国人具备了这种
科学探索的能力与精神，并且也在国内建立了现代大学体系也在培养和普及科学精神方
面做出大量卓越的努力，但不幸的事由于那场该死的侵略和随后的政治原因而功亏一篑
。后面的历史多少有点让人悲哀，与半个世纪前相比，科学精神在职业群体内是退步而
不是进步，尽管在数量上有很大的改观，并且物质条件实际上也并不差。十分不幸的是
，我们没有学会俄罗斯人在彼德大帝改革之后对科学探索如痴如醉的吸收与学习（莫斯
科的数学、化学、生物等方面在19世纪竟然赶上了欧洲的前沿，李雅普诺夫、门捷列夫
、庞特里亚金、柯尔莫哥洛夫这些名字估计都不会陌生，尤其是柯尔莫哥洛夫），却学
会了斯大林式的独裁与社会控制，并把它用来摧残刚刚移植还未及生根的现代科学精神
。时至今日，我为什么感叹就科学精神及其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的理解，我们还达不到文
艺复兴时代的水平，原因就是在此。我们还是只会知道利用，却不知道探索的重要。须
知一切利用都会与某种集团利益、政治利益相挂钩（当然并不是反对所有的这种挂钩）
，到最后科学的真正使命反而被放在其次。而坚持科学研究的纯粹性也是保证科学探索
本身不屈服于政治的压力、意思形态的压制以及其他人为的压迫的重要力量。可惜我们
没有。


总之，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强调科学精神，而不是科学主义。虽然工程技术与工程科学的
发达似乎给人们带来一种幻象，以为科学不再主要是一种探索的事业，我们有太多为了
应用而建立的学科，但是推动知识进步的基础动力仍然是好奇心与探索精神。如果一个
具有这样纯粹的探索精神的人，在众人面前表现出他的精神上的优越性，我们不应该对
他的不近人情的清高感到难以接受或者嗤之以鼻，相反，应该反思，为什么我是这样的
俗，就连“随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都达不到？相信只有真正做过探索的人，才能
深刻体会这种精神的内涵。

andyliu888 发表于 2011-9-25 18:27
你应该问问爱因斯坦他的理论是否增加了GDP.

没有学术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天天研究中国问题也没有用。

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研究是科学，是能为人类增加财富的；而经济学本身就不能称之为科学

王航 发表于 2011-9-25 18:47
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研究是科学，是能为人类增加财富的；而经济学本身就不能称之为科学

Oh, My   God   !!!!!

王航 发表于 2011-9-25 18:47
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研究是科学，是能为人类增加财富的；而经济学本身就不能称之为科学

恒甫按：李稻葵学弟说对了一部分.我们要记住,最伟大的IAS是不必管实际研究的.但世界上任
何没有用的理论都是最实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最伟大的IAS的创办人FLEXNER要写那篇最有名的文
章:无用知识的有用性(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稻葵学弟的实用主义的本性难
移．他主要还是受钱，权，色的影响太深．这如下的实用主义的标题就太对不起最伟大的ＩＡ
Ｓ．我也为记者和稻葵学弟害羞．请记者和稻葵学弟本着最伟大的ＩＡＳ的精神改一下．历史
会笑我们的．另外，我们六哈都是机制设计的门外汉．老一辈只有田国强和周林可以多些发言
，尽管他们俩不是世界一流．人贵有自知之明．稻葵学弟不会生恒甫的气的：都相识二十三年
了吧．稻葵学弟当了院长后也绝对不会开除恒甫的．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弗莱克斯纳 [按]

http://hi.baidu.com/yangsuyao/blog/item/18b74426e932dd1b8a82a19e.html
3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教授曾以“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为题，发表过一篇在科学界有影响的文章。该文章强调了基础研究以及自由探索的重要性。全文一万余字，现节译如下，以餐读者。 　　

智力与精神生活在表面上是一种无用型活动。人们之所以大量从事这种活动，是因为他们能
获得更大的满足。在本文中，我将探讨这些无用满足的追求程度问题，而这种追求，却往往
能意外地得到梦想不到的有用效果。


人们不断地重复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物质主义时代。在这个物质主义时代，人们更关注物
质利益的广泛分配和世俗机会，因此使不断增多的学子离开他们父辈所从事的研究而转向同
样重要的和紧迫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ZF部门问题的研究。我与这种倾向并无争议。我
们生活的世界是我们感觉唯一能证实的世界。除非将它改造成一个较好的世界，一个较理想
的世界，否则无数的人将继续安静地、忧伤地、痛苦地走向他们的坟墓。现在，我有时纳
闷，如果这个世界缺乏某些可赋予它精神上具有重要性的“无用之物”，是否能给人的整个
一生都提供足够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们关于“有用之物”的概念是否已变得太狭窄，以致
不足以适应人类精神的游荡和变幻莫测的可能。


我们可以从科学角度及人文主义或精神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让我们先从科学角度谈起。几年
前我同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曾谈起了“效用”这个主题。伊斯曼先生是一位聪
明、文雅而有远见的人，他一向对我说他打算尽其所能致力于促进有用知识的教育上。我冒
昧地问他认为谁是世界上最有用的科学研究人员，他立即回答说：“马可尼(Maconi) 。”
我说：“无论我们从收音机得到什么乐趣，无论无线电广播和收音机能给人类生活增加什么
内容，马可尼的贡献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这使他感到惊奇，他要我解释。我大体上作了
如下回答：“伊斯曼先生，马可尼的出现是必然的。对无线电领域所做的一切，真正的功劳
应归于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教授。他于1865年对电场与磁场进行了一些深奥
的预言式的计算，并在1873年出版的一部专著中再次列出了他的抽象方程。在英国科学促进
协会另一次会议上，牛津大学的史密斯(H.J.S. Smith)教授宣称：‘如果没有认识到这部多
卷的著作中包含着一种大量添加到纯粹数学方法和手段中的新理论，任何数学家都读不懂这
部著作。’在其后的15年间，其他的发现补充了麦克斯韦的理论工作，最后在1887和1888
年，一项仍未解决的科学问题－－无线电信号的载体电磁波的检测与显示，最终由在柏林亥
姆霍兹实验室工作的赫兹(Heinrich Herts)解决了。无论是麦克斯韦还是赫兹都没有想到他
们的研究工作的效用，他们的研究都没有实际目标。法律意义上的发明家当然是马可尼。”

赫兹和麦克斯韦未能发明任何东西，但正是他们的无用理论被一位聪明的技术人员抓住，而
且这种理论为通讯、公共事业和娱乐创造了新的用品。赫兹和麦克斯韦是未想到实用的天
才，马可尼是一位没有“设想”但重视实用的聪明发明家。赫兹和麦克斯韦究竟做了什么？
一件事可以肯定，即他们做了研究工作而没有想到实用。在整个科学史中，已最终证明，有
益于人类的大多数真正的伟大发现，并不是由实用愿望所推动的，而是由满足好奇的愿望所
推动的。好奇心也许能或也许不能最终产生某种有用之物，这种好奇心大概就是现代思想的
突出特征。这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可以追溯到伽利略、培根和牛顿时代。学术机构应该致力
于培养好奇心，它们因考虑立竿见影的应用而发生偏移越少，它们对人类福利和满足智力兴
趣的贡献会越大。这种智力兴趣也许的确可以说已成为现代智力生活的统治模式。


如果说到一项最有实际应用价值和深远意义的发现，那么我们会同意它就是电。是谁做出了
一百多年来在整个电力发展以之为基础的基本发现呢？回答是有趣的。


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的父亲是一位铁匠，法拉第本人原先跟一位图书馆装订工当学
徒。在1812年，他已经21岁时，一位朋友把他带到英国皇家研究院，在那里他听了戴维爵士
(Sir Humphrey Davy)四次关于化学的讲座。1813年他成为戴维的实验室助理，研究化学问
题。但法拉第的兴趣很快由化学转向电和磁，以其充满活力的余生献身于电磁。此前奥斯特
(Oersted)、安培(Ampere)和渥拉斯顿(Wollaston)已完成了这个领域的一些疑难而又重要的
研究工作，法拉第解决了他们留下的难题，并于1841年成功地完成了电磁感应实验。四年
后，他在事业上开辟了第二个光辉时代，他发现了偏振光上的磁效应。但是无论在他那无可
比拟的事业的任何时期，他都不对实用感到兴趣。从来没有一个准则可以作为他不停实验的
依据，实用上的任何怀疑都会限制他那无休止的好奇心。最终，却产生了实用效果。


在高等数学领域，几乎可以列举无数个例子。例如：18世纪和19世纪最深奥难解的数学研究
工作是“非欧几何”。它的发明人高斯(Gauss)虽然被同时代人公认为杰出的数学家，但他
也未敢在25年中出版他的著作“非欧几何”。事实上，如果没有高斯在格丁根做的研究工
作，相对论本身同他所显示的实际应用都是不可能的。同样，现在成为“群论”的理论是一
种抽象的、并非直接实用的数学理论。它是一些有奇异思想的人提出的，这些人的好奇心和
提问引导他们走上了奇特的道路。但是“群论”今天已成为光谱学量子论的基础。概率的完
整计算是由那些对博奕理论充满兴趣的科学家做出的。这些科学家并没有实用的目的，但是
它为所有类型的保险提供了一种科学基础。十九世纪物理学的广大领域也以其为基础。


爱因斯坦1925年的报告不是关于相对论，而是讨论了一些那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问题。报
告描述了接近温标下限的“理想”气体的***行为。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气体在所说的温度
下都冷凝为液体，所以科学家们一直忽视爱因斯坦15年前的研究工作。然而，最近发现的液
态氦的特性已经给爱因斯坦的理论带来新的可用性。因为大多数液体随着温度的下降，黏滞
性会增加。而液态氦却例外，在绝对零度以上2.19度，即δ点的温度下，液态氦的流动比它
在高温下的流动更好。在液态氦奇怪特性中还包括其巨大的导热性。在δ点，其导热性大约
为铜在室温的500倍。液态氦的这些特性给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谜。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方面，医学和卫生领域。在瓦尔代尔(Wilhelm van Waldeyer)教授的《回
忆录》中，他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在随同他去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中，有一个小个头、沉
默寡言、不显眼的17岁男孩，名叫保尔•埃尔利奇(Paul Ehrlich)。那时的解剖课包括解剖
和组织的显微镜检查，但埃尔利奇并不太重视解剖。《回忆录》中作了如下描述：我很早就
注意到埃尔利奇往往伏案工作很长时间，全神贯注于显微镜观察，而且在他的办公桌上逐渐
盖满了一些带有各种说明的彩色斑点。有一天我问他桌子上那些彩虹似的彩色阵列是什么，
这个在第一个学期应该学习常规解剖课的年轻学生抬起头来看着我，和蔼地说：“Lch
probiere” 。这可译为“我在试验”或“我正在干傻事”。我对他说：“很好，继续干傻
事吧。”虽然我不去教他，也不去指导他，但我很快发现，我拥有了埃尔利奇这样一个素质
非凡的学生。埃尔利奇通过医学课程走自己的路，最后获得了学位。后来，他到了布雷斯
劳，跟随科恩海姆(Cohnhiem)教授工作。我不认为埃尔利奇头脑中曾闪动过实用的念头。他
是一个有心人，他干傻事是由一种深深的本能所推动，那是一种纯科学的而不是一种实用的
动力。结果如何？科赫(Koch)和他的同事们建立了一种新学科--细菌学。埃尔利奇的实验那
时由一位研究生应用于给细菌染色，因而有助于鉴别。埃尔利奇自己则创立了血液膜染色
法。我们关于白血球、红血球形态的现代知识就是以此为基础的。现在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医
院里，埃尔利奇的技术每天都用于化验血液。因此，在斯特拉斯堡瓦尔代尔解剖室里显然无
目的的行为已成为今天医学实验的重要方面。

我从不认为在实验室进行的每项实验都将最终转向某种意料之外的实用，或最终实用是其出
发点正确的证明。我更赞同废除“实用”这个词，并赞同解放人类精神。可以肯定，我们将
因此浪费一些宝贵的钱财。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使人们心灵获得自由而涉足风险，使人类的
心灵摆脱枷锁。这种风险一方面使得像海尔(Hale)、卢瑟福(Rutherford)和爱因斯坦等人经
亿万里进入最遥远的宇宙领域；另一方面将束缚在原子中的无穷的能量释放出来。这些人完
全出于好奇心而做的研究，可使人类改观。但这种最终的、未可预测的实际结果并不能用来
作为当时他们出发点正确的证明。

我不是在批评有用性动机占统治地位的像理工学院或法律学院那样的学术机构。工业上或实
验室里遇到的实际困难会刺激理论探索，理论探索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解决向其提出的问
题，理论探索还可能开辟新的领域。理论探索暂时也许是无用的，但孕育着未来的成果，即
实用成果或理论成果。

随着“无用”知识或理论知识的快速积累，创造了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以科学精神解
决实际问题之风日益增长。不仅发明家，而且“纯”科学家也加入了进来。我已提到马克尼
这位发明家，一方面是一位有益于人类的人，而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只不过是“拾取了他人
之脑”。爱迪生属于同一类型的人。巴斯德则不同，他是一位大科学家，但他不愿解决像法
国葡萄属植物的状况或啤酒酿造这样的实际问题。然而，它不仅解决了直接的难题，而且根
据实际问题得到了某些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上的结论，暂时看似无用，以后可能以某种未能
预见的方式变得有用了。

同时，有一点必须注意，即谨防把科学发现完全归功于某一个人。几乎每项发现都有长期而
坎坷的历史，有人在这里发现一点，另一个人在那里发现一点，第三个人继续向前，直至一
位天才把这些拼在一起并作出决定性的贡献，发现才算成功。科学像密西西比河，开始来自
遥远森林的小河，众多的小河汇合增大了水量，最终形成了这个能冲破堤坝的咆哮的河流。


我想引用一高速发展的“高级研究所”作为例子，来阐述最明显和最直接的“外来影响”。
“高级研究所”系班伯格(Louis Bamberger)先生和他的妹妹福尔德(Felix Fuld)太太于
1930年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建立。那时，因为普林斯顿大学有个小规模的高水平研究生院，
这个研究生院的许多部门同这个研究所有密切的合作，所以这个研究所受惠于普林斯顿大
学。这个研究所的大部分研究工作始于1933年，研究所的人员中，数学家中有美国的维布伦
(Veblen)、亚历山大(Alexandar)和摩尔斯(Morse)；人文学者中有梅里特(Merrit)、洛
(Lowe)和戈德曼(Goldman)；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中有斯图尔特(Stewart)、里夫勒
(Riefler)、沃伦(Warren)、厄尔(Earle)和米特拉尼(Mitrany)。此外还应加上已经在普林
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实验室任职的同等水平的学者和科学家。高级研究所
还“受惠”于希特勒，因为他逼来了数理科学方面的爱因斯坦、外尔(Weyl)和诺伊曼(Von
Neumann)；人文科学家赫兹菲尔德(Herzfield)和帕诺夫斯基(Panofsky)以及一大批慕名而
来的年轻人。

http://hi.baidu.com/yangsuyao/bl ... 32dd1b8a82a19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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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太好了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