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陈养正 译
赵汐潮 校
[按] 3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Abraham Flexner)教授曾以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为题,发表过一篇在科学界有影响的文章。该文章强调了基础研究以
及自由探索的重要性。全文一万余字,现节译如下,以餐读者。
智力与精神生活在表面上是一种无用型活动。人们之所以大量从事这种活动,是因为他们能
获得更大的满足。在本文中,我将探讨这些无用满足的追求程度问题,而这种追求,却往往
能意外地得到梦想不到的有用效果。
人们不断地重复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物质主义时代。在这个物质主义时代,人们更关注物
质利益的广泛分配和世俗机会,因此使不断增多的学子离开他们父辈所从事的研究而转向同
样重要的和紧迫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ZF部门问题的研究。我与这种倾向并无争议。我
们生活的世界是我们感觉唯一能证实的世界。除非将它改造成一个较好的世界,一个较理想
的世界,否则无数的人将继续安静地、忧伤地、痛苦地走向他们的坟墓。现在,我有时纳
闷,如果这个世界缺乏某些可赋予它精神上具有重要性的“无用之物”,是否能给人的整个
一生都提供足够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们关于“有用之物”的概念是否已变得太狭窄,以致
不足以适应人类精神的游荡和变幻莫测的可能。
我们可以从科学角度及人文主义或精神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让我们先从科学角度谈起。几年
前我同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曾谈起了“效用”这个主题。伊斯曼先生是一位聪
明、文雅而有远见的人,他一向对我说他打算尽其所能致力于促进有用知识的教育上。我冒
昧地问他认为谁是世界上最有用的科学研究人员,他立即回答说:“马可尼(Maconi) 。”
我说:“无论我们从收音机得到什么乐趣,无论无线电广播和收音机能给人类生活增加什么
内容,马可尼的贡献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这使他感到惊奇,他要我解释。我大体上作了
如下回答:“伊斯曼先生,马可尼的出现是必然的。对无线电领域所做的一切,真正的功劳
应归于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教授。他于1865年对电场与磁场进行了一些深奥
的预言式的计算,并在1873年出版的一部专著中再次列出了他的抽象方程。在英国科学促进
协会另一次会议上,牛津大学的史密斯(H.J.S. Smith)教授宣称:‘如果没有认识到这部多
卷的著作中包含着一种大量添加到纯粹数学方法和手段中的新理论,任何数学家都读不懂这
部著作。’在其后的15年间,其他的发现补充了麦克斯韦的理论工作,最后在1887和1888
年,一项仍未解决的科学问题--无线电信号的载体电磁波的检测与显示,最终由在柏林亥
姆霍兹实验室工作的赫兹(Heinrich Herts)解决了。无论是麦克斯韦还是赫兹都没有想到他
们的研究工作的效用,他们的研究都没有实际目标。法律意义上的发明家当然是马可尼。”
赫兹和麦克斯韦未能发明任何东西,但正是他们的无用理论被一位聪明的技术人员抓住,而
且这种理论为通讯、公共事业和娱乐创造了新的用品。赫兹和麦克斯韦是未想到实用的天
才,马可尼是一位没有“设想”但重视实用的聪明发明家。赫兹和麦克斯韦究竟做了什么?
一件事可以肯定,即他们做了研究工作而没有想到实用。在整个科学史中,已最终证明,有
益于人类的大多数真正的伟大发现,并不是由实用愿望所推动的,而是由满足好奇的愿望所
推动的。好奇心也许能或也许不能最终产生某种有用之物,这种好奇心大概就是现代思想的
突出特征。这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可以追溯到伽利略、培根和牛顿时代。学术机构应该致力
于培养好奇心,它们因考虑立竿见影的应用而发生偏移越少,它们对人类福利和满足智力兴
趣的贡献会越大。这种智力兴趣也许的确可以说已成为现代智力生活的统治模式。
如果说到一项最有实际应用价值和深远意义的发现,那么我们会同意它就是电。是谁做出了
一百多年来在整个电力发展以之为基础的基本发现呢?回答是有趣的。
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的父亲是一位铁匠,法拉第本人原先跟一位图书馆装订工当学
徒。在1812年,他已经21岁时,一位朋友把他带到英国皇家研究院,在那里他听了戴维爵士
(Sir Humphrey Davy)四次关于化学的讲座。1813年他成为戴维的实验室助理,研究化学问
题。但法拉第的兴趣很快由化学转向电和磁,以其充满活力的余生献身于电磁。此前奥斯特
(Oersted)、安培(Ampere)和渥拉斯顿(Wollaston)已完成了这个领域的一些疑难而又重要的
研究工作,法拉第解决了他们留下的难题,并于1841年成功地完成了电磁感应实验。四年
后,他在事业上开辟了第二个光辉时代,他发现了偏振光上的磁效应。但是无论在他那无可
比拟的事业的任何时期,他都不对实用感到兴趣。从来没有一个准则可以作为他不停实验的
依据,实用上的任何怀疑都会限制他那无休止的好奇心。最终,却产生了实用效果。
在高等数学领域,几乎可以列举无数个例子。例如:18世纪和19世纪最深奥难解的数学研究
工作是“非欧几何”。它的发明人高斯(Gauss)虽然被同时代人公认为杰出的数学家,但他
也未敢在25年中出版他的著作“非欧几何”。事实上,如果没有高斯在格丁根做的研究工
作,相对论本身同他所显示的实际应用都是不可能的。同样,现在成为“群论”的理论是一
种抽象的、并非直接实用的数学理论。它是一些有奇异思想的人提出的,这些人的好奇心和
提问引导他们走上了奇特的道路。但是“群论”今天已成为光谱学量子论的基础。概率的完
整计算是由那些对博奕理论充满兴趣的科学家做出的。这些科学家并没有实用的目的,但是
它为所有类型的保险提供了一种科学基础。十九世纪物理学的广大领域也以其为基础。
爱因斯坦1925年的报告不是关于相对论,而是讨论了一些那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问题。报
告描述了接近温标下限的“理想”气体的***行为。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气体在所说的温度
下都冷凝为液体,所以科学家们一直忽视爱因斯坦15年前的研究工作。然而,最近发现的液
态氦的特性已经给爱因斯坦的理论带来新的可用性。因为大多数液体随着温度的下降,黏滞
性会增加。而液态氦却例外,在绝对零度以上2.19度,即δ点的温度下,液态氦的流动比它
在高温下的流动更好。在液态氦奇怪特性中还包括其巨大的导热性。在δ点,其导热性大约
为铜在室温的500倍。液态氦的这些特性给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谜。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方面,医学和卫生领域。在瓦尔代尔(Wilhelm van Waldeyer)教授的《回
忆录》中,他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在随同他去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中,有一个小个头、沉
默寡言、不显眼的17岁男孩,名叫保尔•埃尔利奇(Paul Ehrlich)。那时的解剖课包括解剖
和组织的显微镜检查,但埃尔利奇并不太重视解剖。《回忆录》中作了如下描述:我很早就
注意到埃尔利奇往往伏案工作很长时间,全神贯注于显微镜观察,而且在他的办公桌上逐渐
盖满了一些带有各种说明的彩色斑点。有一天我问他桌子上那些彩虹似的彩色阵列是什么,
这个在第一个学期应该学习常规解剖课的年轻学生抬起头来看着我,和蔼地说:“Lch
probiere” 。这可译为“我在试验”或“我正在干傻事”。我对他说:“很好,继续干傻
事吧。”虽然我不去教他,也不去指导他,但我很快发现,我拥有了埃尔利奇这样一个素质
非凡的学生。埃尔利奇通过医学课程走自己的路,最后获得了学位。后来,他到了布雷斯
劳,跟随科恩海姆(Cohnhiem)教授工作。我不认为埃尔利奇头脑中曾闪动过实用的念头。他
是一个有心人,他干傻事是由一种深深的本能所推动,那是一种纯科学的而不是一种实用的
动力。结果如何?科赫(Koch)和他的同事们建立了一种新学科--细菌学。埃尔利奇的实验那
时由一位研究生应用于给细菌染色,因而有助于鉴别。埃尔利奇自己则创立了血液膜染色
法。我们关于白血球、红血球形态的现代知识就是以此为基础的。现在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医
院里,埃尔利奇的技术每天都用于化验血液。因此,在斯特拉斯堡瓦尔代尔解剖室里显然无
目的的行为已成为今天医学实验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