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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数研究关注到“县乡”这一基层财政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一 个典型的“县乡”基层财政体制改革实践是 2003 年以来在全国开展的“乡财县管”试点工作。该试 点改革的核心是以乡镇为独立核算主体，加强对乡镇财政支出的管理监督，缓解乡镇财政困境。相 关研究表明，“乡财县管”改革加强了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财政管理，提升了基层政府治理水平， 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马光荣和张玲，2023），并且提高了县级资源统筹能力，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李永友和王超，2020）。但是，也有研究认为这一改革弱化了乡镇财政支出自由裁量权，加剧了财 政支出结构扭曲，挤占了民生性支出（姚鹏等，2022）。与“乡财县管”侧重于集权型财政支出改革的 逻辑不同，以推进政府层级扁平化为逻辑的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强镇扩权”）， 以扩权放权为重点，通过创新财政管理体制，理顺县镇财力分配关系，以达到促进基层经济治理能 力提升的目标。“强镇扩权”不仅仅是狭义的权力下放，更多地体现了财政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融合了财政金 融、行政处罚、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就业保障等多个方面。财权和审批事权从县级下放到乡镇一级 后，原有乡镇管理体制的制度性约束极大减轻，城镇发展自主性和活力得到明显改善。通过财政、 信贷、专项资金、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等方面的赋能增效，基层政府经济治理能力显著增强。2007 年，浙江省率先启动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10 年，《关于开展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央编办发〔2010〕50 号）确定在全国 13 个省份的 25 个经济发达镇启动改 革试点。2016 年，《关于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厅字〔2016〕49 号）明 确要探索适应经济发达镇实际的财政管理模式，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等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 以来，先后在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重庆等全国大部分地区扩大乡镇试点范围①。因 此，“强镇扩权”改革作为优化“县乡”财政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窗口，为识别基层政府经济治 理赋能提供了难得的政策实验机会。
01 文献简介
▪ 文献来源：彭飞,王琛,王争,吴华清.基层经济治理、减负激励与就业促进效应——基于“强镇扩权”试点的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9):5-25
▪ 数据与代码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编辑部（http://www.jqte.net/）
▪ 关键词：基层经济治理 减负激励 就业规模 “强镇扩权” 市场活力
▪ 主要内容：提升基层政府经济治理能力对于激发市场活力与稳定就业大局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探究基层经济治理的就业促进效果,本文创新地以县级政府对乡镇政府自主权的一种放松干预为识别依据,以中国首批“强镇扩权”试点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工业企业与乡镇区位信息匹配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基层经济治理能力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就业规模扩大,但就业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和大型企业中，并且在县级经济分权、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和贸易开放水平较高的地区呈现显著的协同治理效果。对传导机制的分析表明,“强镇扩权”改革提升了基层经济治理能力,减轻了企业税收成本、交易成本和融资成本,激发了企业市场活力,进而扩大了就业规模。本文从基层经济治理赋能角度揭示了促进就业的制度激励成因,拓展了分权-集权的经济效应研究。研究结论为新发展阶段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提升经济治理效能与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决策参考。
▪创新点：
（1）从基层政府经济治理赋能 角度，揭示了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制度激励成因，拓展了就业促进的理论视角。
（2）拓展了集权与分权改革的经济效应研究。
（3）从减负激励角度揭示了基层经济治理的就业促进效果，厘清了基层经济治理激发市 场活力的机制渠道。
02 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3~2013 年为研究区间，主要是考虑到 2002 年所得税分享改革改变了地方政府税收 分成比例，可能会对企业就业规模构成冲击。限于篇幅，附录第三部分报告了该研究区间的应用 价值。微观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所属乡镇信息根据企业注册地址确定位 置及其行政代码。宏观经济指标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县 域统计年鉴》。为了提升数据质量，本文按照如下标准对样本进行筛选：
（1）排除从业人数少于 8 人的企业；
（2）删除工业销售产值、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原价合计、固定资产年均净 值、主营业务收入≤0，中间投入<0 的样本；
（3）删除本年折旧>累计折旧、流动资产≥总资产、固定资 产≥总资产的企业；
（4）对连续变量进行 1% 和 99% 水平的缩尾处理。表 3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
（二）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基层政府经济治理能力提升对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本文借助中国首批“强镇扩权” 试点改革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基层经济治理赋能的就业促进效应。附 录第二部分详细说明了以首批“强镇扩权”试点地区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
其中，下标 i、t和 c 分别表示样本企业、年份和城市；Employment表示企业就业规模；Addum 表示 “强镇扩权”改革虚拟变量；Controls 表示控制变量集合；μi 表述企业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企业层面不 可观测的非时变因素的影响。为了控制城市维度随时间变化因素的混淆效应，例如创新型城市政 策、税收优惠政策、土地管理政策等，模型纳入了城市—年份交互固定效应 φct 。为了控制无法观测 的乡镇经济发展因素对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本文借鉴夏太彪等（2024）的做法，纳入了初始年份 （2003 年）乡镇特征与时间趋势（Timetrend）的交互项 Towni，2003 × Timetrend，这里的乡镇特征主要包 括乡镇夜间灯光值和工业增加值。
（三）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参考李磊等（2021）、余明桂和王空（2022）等研究做法，本文使用企业全部从业人 员年平均人数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就业规模。
解释变量。如果企业 i所在乡镇在第 t年实施了“强镇扩权”改革，则 Addum 取值为 1，否则为 0。由于“强镇扩权”试点改革试点时间分别为 2007 年 4 月和 2010 年 10 月，所以本文界定实施时间分别 为 2007 年和 2011 年。
03 数据与代码
▪ 文章及代码原网址：《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编辑部（http://www.jqte.net/）▪ 数据详情：
基层经济治理、减负激励与就业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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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