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敢过马路？

以下是引用nie在2005-2-17 23:28:07的发言：

我的看法与张兄的一模一样。然而，我是假设了死亡的负效用无穷大的，所以主流经济学应该无解，才发到这里啊。

期待张兄的大作。

我的所谓“大作”，不过是自娱自乐的小儿科，准备在卫生经济学论坛上和人吵架用的，呵呵，不值nie兄一哂。

nie兄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话题，但如果假定生命价值或者死亡的效用是无穷，似乎行为经济学解释也有困难。因为一个人愿意花费成本过马路，我们可以姑且假定这一选择是在“收益区”，在收益区，人们应该是风险厌恶的；同时过马路遇车祸是小概率事件，人们应该高估这一风险的价值。

如何解释？请nie兄和闲人兄进一步指教。

可以考虑一下SARS时期，人们宁可长途步行也不愿意乘公交车或出租车，甚至不愿走医院附近的路，再热也会高高兴兴地戴上口罩。

客观上（根据事后统计），两种情况（患SARS致死与闯红灯致死）的概率谁大，估计人们很容易看得清楚。但是主观上（根据事前预期）的概率可能大有不同。

如果规定闯红灯时被撞者须对自己负全责而别人不须负责（正如不幸偶然患SARS致死），闯红灯的概率可能就大大降低了。

SARS病毒是不长眼的，而汽车司机是长眼的。SARS致人死病毒不必负责，而司机撞人是要负责的。“就算我闯红灯了，你敢随便撞我吗？”也许是一种心态，或者说，“你闯红灯，我就撞你”对于闯红灯者是不可置信威胁。

我想问一句，生命效用无穷大是可以事先随意假定的吗？你怎么验证？无究大、无穷小这类东西处理不好，都会成为套套逻辑的（详见时事版面关于龟兔赛跑，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的论述，我觉得NIE的论证和那个例子同类)。

1、还是有一个问题。一次马路也不过的效用是负无穷。但是有这么一种情形：

在你有一件非常着急的事情要做（但不做的负效用不是无穷）。你会不会冒着死亡的危险去闯红灯？除非认为一次闯红灯而死亡的主观概率为无穷小，这才是理性的。

但是我想很多人会选择闯红灯（在中国），而且认为死亡的概率不是无穷小。如果不闯红灯可能也不是因为怕死，而是道德的约束。

2、我觉得这和只是过马路不可能不完全一样，因为对一次过马路而言，效用可能是很小。但是对于一辈子而言，可以认为过马路的次数是无穷多次（但实际并不是无穷多次）。无穷多次的正效用累加，效用也是无穷。

仅仅一次过马路，死亡的主观概率我觉得是无穷小，无数次累加，概率就为正的了。死亡得效用负无穷，总的效用负无穷。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2-18 21:15:54编辑过]

我是这样想的：过马路的人在行动之前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判断，他认为自己被撞到的概率为零时才会行动，所以效用是 负无穷大乘以零加过马路得到的效用之和。

比如陕西的矿难，矿工明知道有危险，但包工头说不下井就要开除，这里，死亡的概率在没有出事前是无法判断的，但不下井失业的概率是100%

一个人除非是百万富翁，不用上班，不用工作，或是出入打车、有车的高薪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马路是通向工作谋取生存的一部分，是被迫的。

如果每个过马路的人主观上都认为过马路是毫无风险的，或者认为过马路遇车祸的风险自己小心一点客观上完全避免，那么这一风险就并未纳入效用函数。

对顶楼的问题来说，这可以是一个解释。那么我另外举一个例子，青霉素会有一定的过敏比率，当然这个几率很低，但一旦发生，有很高的死亡率。这一事实不会因医生或者患者的主观努力而改变，也与医患之间的利益格局以及激励关系而改变，很多人明知这一事实，但仍会因较低廉的价格而要求医生使用青霉素。

再举一个例子：我这里有一个尿毒症病人，正在进行血液透析，每年花费5--6万元，至少还可以维持8---10年生命。但他今年决定不做了。等待他的当然只有死路一条。这是一个老病号，他很清楚这一事实，这应该是一个经过充分思考的理性决定。而且他也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家里还有房子有存款也有一点微薄的产业。

第一个例子说明：人们有时候会愿意为了一点经济上的好处冒微不足道的生命风险；第二个例子说明：在既定的收入或者财富约束下，该患者对其生命价值的主观评价低于6万/年。

上述两个例子都说明，至少在某些场合，生命有价，其价格不是无穷大。

以下是引用张三李四在2005-2-18 21:44:19的发言：

如果每个过马路的人主观上都认为过马路是毫无风险的，或者认为过马路遇车祸的风险自己小心一点客观上完全避免，那么这一风险就并未纳入效用函数。

1、从一生的无数次而言，我感觉恐怕没有谁会认为过马路会死亡的概率为0。

2、个人感觉第一个例子楼主的例子都和和圣彼德堡悖论相似。人们会为一个无穷量付出多少？

3、第二个例子我想作者的观点还是有点问题：病人选择不做是对8－10年的生命做判断，是这几年的生命效用更大还是把资产留给家人，让家人活得幸福效用大。这更多的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2-19 8:40:34编辑过]

这几天一直没顾得上参与，没想到这么火的贴子。非常有意思。过马路是个小事，但蕴涵了极深的经济学思想，已经不止一个大学者关注过这一问题。从研究角度看，最早系统关注这一问题的应该是Sudgen，1986，The economics of Rights, Co-operation, and Welfare，这本书中讨论了过马路的问题，按照他的意思，一开始人们并不敢轻轻松松过马路，每个人按照效用最大化的模式选择过马路的方式，比如跑，比如拐弯着走，等，由于每个人的选择路径不统一，导致损伤时有发生，人们渐渐发现，需要一个统一规则才能够改进过马路的效用，于是发明了右转和左转规则，这些规则演变出来，并作为习惯沉淀下来，后来的人们就按照这种习惯行事，所以没必要进行新古典经济人的精确计算，也就节约了每次出门的计算成本。正常情况下，我们只需要遵守秩序即可。略微小心谨慎，不过是防止意外。

在Sudgen的分析中，采用了演化博弈的初步思想，这是一种反新古典的解释，也就是说，习惯的形成不过是有限理性的个人节约决策成本的产物。如果是新古典经济人，则不需要习惯。

后来，演化博弈把这类问题非常精确的模型化了。在这些模型中，都是有限理性假定。这一点和行为经济学类似。所以后来的协调博弈模型就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了。其中参与人符合行为经济学的行为假定。

布坎南则通过过马路这类的问题的分析得出了宪政的重要性。即不仅是习惯，还有宪政约束人的行为，所以人们才能够假定其他人一般也是遵守秩序的。

给大家提供一点资料，共进一步讨论。

无论从行为经济学的观点，还是从布坎南等人的观点，后者从演化经济学的观点，这个过马路的人都无法确知他人行为和不确定事件可能带来的后果，效用是主观的，成本也是主观的，这样每个人只能按照自己的决策模型做出一个估计，如果没有习惯或者秩序，那么矛盾必然频繁，演化中的习惯相当于行为决策中的启发式。人们决策很大程度上是凭借经验或者对某种东西的信任或者甚至是直觉的东西。不可能去计算死亡的负效用到底多大。

在Sudgen的分析中，采用了演化博弈的初步思想，这是一种反新古典的解释，也就是说，习惯的形成不过是有限理性的个人节约决策成本的产物。如果是新古典经济人，则不需要习惯。

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新古典经济人不需要习惯？比如过马路靠左还是靠右，即便是理性人假设也还是需要习惯的吧，除非是集体理性。对于集团理性来说，这个规则的形成是再瞬间的。大家一开始就会签订向左或是向右走的合约。不过还是有习惯的吧，有过国家是靠左走，有的国家是靠右。

如果是个人理性的话，习惯就更是必要的了。

见笑了，不知问的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