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告诉人们,太强和太弱一样,都会是不安全的。太强了,就会造成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成为其他国家的“敌人”。而太弱当然也是不行的,容易被其他国家欺负,失去安全。 强大要有一个“度”,这个“度”把握不好,就会失去安全。3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的“兴衰”沉沦史就是最典型的范例。 上世纪八十年代雄起于世界的日本经济十分张扬显赫,四处扩张,“日本威胁论”甚嚣尘上,结果是四面楚歌,招徕了一片喊打声。经过了一番痛苦的体验后,日本吸取了教训,一改其咄咄逼人的强大气势,借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短暂颓势,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始终无法从颓势中走出、失去了10年美好光阴的虚弱巨人。世人面对这一光景,无不为日本的夕阳西沉而感慨万分。一改过去对日本戒备和警惕的心态,转而用同情或嘲笑的目光关注和打量起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经济“巨人”了。 那么日本果真是不行了吗?日前《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日本经济仍然高度发达日本人为什么要装穷》的文章,指出“在世人看来,过去的十年里,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国内问题百病丛生;日本人一直在哭穷,在叫苦,似乎要让世人对他们这些见人鞠躬的谦谦君子给予更多的怜悯。日本人甚至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与其一衣带水、有着说不清恩怨的中国,热炒‘中国制造’与‘中国威胁’???然而,这一切都是日本人的‘阴谋’!”4 为此,此时人们希望知道的是,在日本衰而不败,弱而不倒的虚假的表象后面所隐藏着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阴谋”,而这一“阴谋”又是基于怎样的一种安全战略的考虑,日本究竟是在以怎样的方式和手法贪婪地在全球敛聚着财富,并在经济上继续支配着世界的呢? 一、日本的崛起和全球出击 众所周知,美日关系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约10年间一直处在紧张状态之中,这一时期日本一直是美国的“重大威胁”。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日本的制造业已迅速凌驾于美国制造业之上,日本经济正可谓是如日中天,独步天下而傲视群雄。日本乘冷战中的两大超级大国一个奄奄一息,一个遍体鳞伤之机,开始问鼎世界,向超级经济大国美国发起了猛烈的攻势。日本利用自由贸易原则,以经济进攻的方式不断侵吞美国市场。1985年广场会议后,日本趁日元升值之机加大了对美进攻的力度。日本的一些大的跨国企业集团利用它们的优势打头阵,率先在美国登陆,尾随而至的各企业军团也挟巨资如群蜂般纷纷登陆美国,向金融业,服务业,游乐业,制造业等领域大举进攻,劫城掠地,挥金如土,不仅让美国人惊恐万分,而且也使整个世界为之而震惊,世界舞台上刮起了一股强大的日本旋风。 不屑几年日本就取得了赫赫“战绩”: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人偷袭过的珍珠港夏威夷,几乎已整个地被日本人用重金买下,1986、1987年两年,日本在夏威夷的房投资就达65亿镁元以上。日本买下了珍珠港海滩区2/3的豪华酒家、大批楼房、大餐厅、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畜牧场和种植园。每年到夏威夷的数以百万计的旅客中,日本人占5/1。很多美国人对日本人再次袭击夏威夷深感忧虑。檀香山市市长疾呼:“檀香山市快变成东京的一个区了。”5夏威夷俨然成了供日本人休假疗养的“乐园”,宛若一个“新殖民地”。美国大陆本土也四处告急,城池连连失守。三菱公司出资8.46亿美元收买了被称为美国“富有的标志”和“美利坚的标志”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索尼公司动用34亿美元买下了被称为“美国灵魂”的好莱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公司出资6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环球影业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大厦失守;花旗银行总部大厦易帜;莫比尔石油公司总部大厦陷落……。日本通过投资来“收购美国”,逐步取得了对美国经济命脉的控制,而美国却无还手之力。据统计,1980年至1988年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0倍以上。日本人拥有2850亿美元的美国直接资产和证券资产;控制了超过3290亿美元美国银行业资产(占美国银行业资产的14%);控制了加利福里亚州银行业资产的25%以上以及其未清偿贷款的30%;在美国拥有的不动产超过欧洲共同体的总和;购买了30~40%的美国财政部债券;占有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日交易量的25%;美国市场上20%的半导体器件,30%以上的汽车,50%以上的机床以及绝大部分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其他数十种商品和服务是日本提供的。 日本的“全球出击”,使日本的海外资产净额有1982年的250亿美元,上升到1986年的1800亿美元,1987年的2400亿美元。到1992年底,日本的海外资产总额为20352亿美元,负债总额为15216亿美元,两者相减,其纯资产已高达5136亿美元,连续两年据世界第一,远远超过第二位的德国(3339亿美元)。从1986年到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资达到了创记录的高峰,5年之间总数高达近4000亿美元。仅1989年一年日本的资本输出就达到了1794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1119亿美元,直接投资为675亿美元。 日本的猛烈攻势,不断勾起人们对昔日日本的回忆,在欧美“狼来了”的呼声不绝于耳。呼声最为强烈的首当美国。美国新闻出版界率先发起了“鞭打日本”的攻势。美国著名罪案小说家迈克尔·克赖顿在新著通俗小说《日升》里,直言不讳地把美国的许多经济问题都归咎于日本财团的阴谋。之后一本本攻击揭露日本的书不断地涌现市场。1989年,奥尔费写了一部《日本力量之迷》,把日本描绘成一个没有原则的、非道德的社会。在《影响力的代理》(1990年)一书中,作者帕林·乔特认为,东京付钱买通了有影响的美国人,试图在政治上有效地支配美国。《不平等资本》(1991年)一书抨击日本企业操纵了美国的资本市场,而美国企业正因此受损。在《日本权力游戏》(1990年)一书里,作者断定日本正在针对美国的主要工业。美国人还想起了珍珠港战役,《珍珠港幽灵》一书(1991年)的作者瑟斯顿·克拉克表示,在一场比珍珠港战役更持久战争里,日本打赢了经济战,把夏威夷变成了它的经济殖民地。1989年在美国国会传阅着一份《日本对美国经济侵略的文件》,言词激烈地指出,美国正面临着两种世界战争,即与苏联的军事斗争和与日本的经济、技术斗争。并警告说,如今与日本的斗争更加关键,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的生存。认为日本已经开始威胁美国的存在,美日关系已处于战争状态。指出美国拥有核武器,有足够的能力阻止苏联的进攻,但却没有相当于核武器的经济手段足以阻止日本的经济、技术侵略。如果让日本乘胜前进,而美国又逐渐丧失与苏联抗争的能力,那么最后美国将全面沦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美国的某家杂志社,也在新出版的一份杂志的封面画上刊登了一张穿着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的画像,引起了整个美国社会的震动和悲哀。 在欧洲,法国的一位任期很短的总理伊迪斯·克勒松说,日本买下了美国,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欧洲。并告诫欧洲人说,日本人是蚂蚁,一心从事着征服世界的战略,日思夜想着如何向西方进行勒索。许多欧洲的政治家和官僚也都普遍地认为,美国是日本80年代的目标,欧洲是日本90年代的目标。日本人在欧洲的投资从1980年的数亿美元直线上升到1991年的540亿美元。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也引起了一阵阵“对日本的恐惧”。 二、打击日本 日本经济在世界舞台上的咄咄逼人引发了西方社会的阵阵恐惧,同时也招徕了美国的猛烈“敲打”。美国一度将日本看成是苏联解体后的最大的威胁和敌人。在《即将与日本发生战争》(1991年)一书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冷战后美国的头号敌人就是日本。与此相呼应,美国的新闻界开始不遗余力地鼓吹“日本威胁论”,鼓吹比苏联更可怕的日本经济是在美国再度出现的“黄祸”。美国舆论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危及美国安全保障的最大威胁,现在不是苏联的军事力量,而是日本的经济侵略。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美国的战略家中,已有不少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经济战争。“日本异质论”“日本威胁论”“日本是继苏联后的又一个可怕的敌人”等种种舆论和论调劈天盖地般地向日本飞来。日本曾一度是冷战的最大“赢家”,现在却成了冷战后西方世界的“众矢之敌”。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冷战结束了。冷战的赢家是日本。决不能让日本成为冷战后的赢家。”美国决定打击日本。1990年10月在美国罗切斯特工科大学(RIT)举行了击溃日本经济的研讨会,研究报告的内容如同本尼迪克特夫人在战时所写的《菊与刀》9,以查马斯·杰森,坎特·卡卢达、吉佛利·卡登等为首的一批学者聚集在一起所进行的这项研究,被中央情报局冠以“日本2000”之名列作对日经济政策系列中的重要一环。 1992年1月,当时的中央情报局罗伯特·盖茨局长在面向全美国的电视新闻中说:“到目前为止,中情局的活动重点是放在监视苏联上的,今后要尽全力将收集情报和开展谍报活动的目标转向与美国进行经济以及技术竞争的国家。”当时,谁都清楚,这番话是冲着日本说的。 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1月上任后不久就设置了国家经济会议(NEC),接着又设立了国家情报会议(NIC)。后一会议的议长是来自于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负责东亚的也同样是来自于哈佛大学的教授艾兹拉·伯盖鲁。国家情报会议既是白宫的机构,也是中情局的下属机构。 曾任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的罗纳鲁德·毛斯在1993年8月26日《产经新闻》上发表的文章中说:“所谓新战略是为了防止将来在经济上出现珍珠港事件,包括改善美国对日本秘密情报的收集在内。”总统对新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约·奈说,要将中情局的活动目标从对付俄罗斯转向日本的财界和政界。克林顿总统还交给《日本是第一》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的艾兹拉·伯肯鲁教授一个任务,命令其与奈一起,决不能让日本成为第一。 为此,美国政府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重新调整了对日政策,决定动用1988年美国国会为对付不公正贸易而通过的以超级301条款为核心的“综合贸易法案”。1989年美国以不公正贸易为由正式向日本提出了“超级301条款”,对日进行制裁。同时,美国认为,它的商品不能打入日本市场还与日本的经济结构有关。1989年5月,布什总统指示与日本交涉有关经济结构问题。1989年9月,日美结构协议谈判开始举行。美国提出了200项以上的改善结构障碍的条款。改造协议实际上是美国对日本的制裁。它从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批评开始,涉及到日本的经济政策,企业行为,商业习惯,甚至于日本的产业文化,最后归结到打击和“改造日本”的目的。 接着,1993年7月,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美日结构协议》中,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并为减少贸易顺差确定数字指标,日本拒绝。1994年初,日本宣布调整对美国零部件的采购政策,美国则以“超级301条款”相威胁。1995年日本在谈判中仍拒不接受美国市场开放的数字目标,并提出了5年过渡方案,受到美国强烈抨击。美国不失时机地抓住占对日贸易全部赤字60%的汽车贸易(1004年达370亿美元)这一最大元凶进一步对日开刀。当95年5月5日的日美高层汽车贸易谈判中因各不相让而宣告破裂时,美国为逼使日本就范,根据“超级301条款”断然宣布了对日实行贸易报复的清单,即对日本向美国出口的五大汽车公司在日本本土生产的13种,20万辆高级轿车征收100%的关税,惩罚金额达59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要求对日本封闭市场行为予以处分。日本对美国的压打,虽然曾毫不示弱进行“反抗”,但在最后关键时刻还是“屈服”了。 延伸阅读: 近代中国人对中日国民性的比较 日本古代社会中的“众道”现象 不仅如此,而且美国还与西方各国联手,通过操纵国际外汇市场的走势促使日元升值来打击和制裁日本。如前所述,进入90年代后,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衰退(也称平成萧条),股价、地价暴跌,消费萎缩,公司倒闭,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元出现了与其实际经济情况截然相反的变化。1993年初,美国财政部部长劳埃德·本森表示,强势日元有利于美国经济,于是美元便在美国政府的主导下一路贬值。1992年1月20日,日元兑美元由144.79急升到122:1,1993年8月17日再升到100:1。之后,在西方各国持续推促日元升值的情况下,1995年4月19日,日元更升到79.75:1的高价。 对“外部环境”严重依赖,尤其对美欧操纵着的“国际经济环境”十分敏感的日本,由于同美欧经济上的对立和摩擦,自然失去了西方的特别照顾。外部环境的不断恶化和“打喷嚏”,使得日本经济连连“感冒”而久病不愈,饱受着折磨和“摧残”。日元的急剧升值,无疑使处于萧条、急待恢复的日本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破坏了日本国内的价格体系,使企业收益降低,资本纷纷外迁转移,国内投资不振;同时,产业空洞化加剧,失业率上升,收入增长停止,消费低迷,从而使日本经济的复苏更加举步艰难。 于是,日本由最初的急躁、沉不住气开始向怨天尤人、唉声叹气的悲观情绪转化,“日本完蛋了”“日本从此以后将潇洒地走向衰落”“日本是19世纪的英国”等论调开始取代“日本神话论”“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日本是不可战胜”等论调。加上1995年的神户大地震,奥姆真理教,一种世纪末的悲哀如同迷雾阴云般弥漫覆盖在整个日本岛的上空。 而与此同时,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减速,被认为是样板的日本模式的虚有其表开始暴露出来。而另一方面,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导火线,美国经济实现了卷土重来,美国人恢复了对本国模式的自信。经过若干年的调整,经济开始回升,不仅陆续收复失地,从日本手里夺回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且还在全球率先完成了新一轮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从而在新的产业领域又一次处于遥遥领先不可动摇的地位,一个强大的在各方面都拥有绝对优势的美国又出现在了日本人的面前。相比之下,不要说日本在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中未能及时跟上,就连眼前的经济萧条都无法迅速地摆脱出来,从而与美国的差距越拉越大,日本落后了。 曾一度在经济等方面对美国造成极大威胁,甚至被认为是冷战后欧美最大最可怕的“敌人”的日本,在欧美人的联手打击不屑几年就迅速地衰落下去了。写《亚洲大趋势》的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甚至断言日本的经济已经达到极限,开始走向衰退,认为“日本曾经是工业界中的明星,但如今已成为亚洲的经济病夫”,成了一个“没落的帝国”。72002年2月17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是一个日本少女在流泪。旁边说明文字是:“现在是北京,而不是东京,塑造亚洲的未来。”这期刊物发表特稿《日本红日,冉冉西沉》。文章说日本现在失业率是战后最高,过去日本人讥笑菲律宾、印尼、泰国出口女佣,现在失业的日本技术人员排队到中国找工作。日本的1000家大公司当中,有420家将生产基地搬到中国。日本银行坏账达1350亿美元,相当于台湾、香港所有外汇储备。 那么日本难道真的如美国所认为的那样从此衰落下去了吗? 三、透视“日本现象” 近来,日本经济形势格外地引起人们的关心,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人认为日本经济出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也有人认为日本的“所谓经济衰退是日本政府对外宣传上实施‘哀兵经济’的策略之一,目的是隐蔽本国经济实力,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借口8。笔者以为日本的经济是在竭力地表现出“哀兵之态”,但未必是为政府干预提供借口,相反是吸取了80年代咄咄逼人而遭到美英设计暗算(有人说泡沫经济是美英的圈套)和事后美国的敲打的教训,而在总体战略上故作“低姿态”和“示弱”,为的是谋求国际上为人处世的安全。 别看日本经济表面上装“孙子”,弄成灰头土脸的样,实际上这恰是日本的聪明之处,它才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自己呢,只要能获得安全保障,不受大国的暗算,它是不会在乎自己的国家被别人怎么说,怎么嘲笑的。日本的所作所为恰是在实践着中国道教历来主张的“知强而守弱”的处世原则。 为了逃避“枪打出头鸟”厄运,日本吸取了八十年代因过于咄咄逼人而招致暗算和打击的教训,开始重新“化妆“自己,有意地弱化自己,试图改变国际上流行的“日本第一”的国际形象。1991年到2002年,日本的GDP年增长1.1%,不仅大大低于高增长时期,也低于世界同期平均增长率。这是形成日本“十年低迷”、“失去的十年”认识的统计基础。对这一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迄今从未有人提出过怀疑,也没有人对此进行过论证。但笔者对这一统计数据持怀疑态度,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是日本民族的本性,而在数字上弄虚作假是日本最擅长也是最拿手的“把式活”,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只要是需要,都可以毫无愧色地施展这一惯用的伎俩。而这一观点不难从无数的事例中得到印证。 曾在日本兴业银行工作了二十余年,后任日本SigmaSolutions(千秋药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越纯一郎9对日本民族弄虚作假的本性看得十分清楚和透彻,他说“作为发达国家,日本要改变‘做假帐天国’这一让人感到耻辱的形象,才有希望实现经济的复兴。我在兴业银行工作了22年,这期间,经我手确认没有做假帐行为的企业只有两家。不管是上市企业还是未上市企业,我断言99%的日本企业都有做假帐行为。无论哪家企业,如果说‘我们公司没有做假帐的要素’,我150%不相信。说到做假帐,日本的经营者都会笑着点头同意。日本的企业一般有四本帐,真正的帐簿、给股东看的帐簿、给银行看的帐簿、给税务所看的帐簿。清水律师的著作中指出,有的企业还有第五本帐。会计师常说,‘一般不做假帐’。其实,只不过由于职业上的原因不便直接说罢了。在这种缺乏信赖性的审计制度之下,企业的决算报告难以让人信任。因此,不能根据这种决算报告分析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融资。因而发放贷款的金融机关就会认为‘提交没有任何可信程度的决算报告毫无意义,不如提供担保和个人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