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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战”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有范畴,其实质是主张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这一范畴由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重要代表人物、著名实业家郑观应首先提出，并成为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本文在分析其“商战”思想的基础上讨论了其源头问题，并结合实际，探讨了我国现今及将来要面临的“资本战”。
【关键词】“商战”；郑观应；资本战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家，一生致力于工商活动。他虽为商人，但关心国事，洞悉时势。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中。此书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居于澳门时所著。该书的中心思想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1】郑观应提出的“商战”，顾名思义也就是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商业竞争为手段，最终战胜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郑观应也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明确提出“商战”概念的资产阶级改良派。【1】
一、“商战”思想的内涵
郑观应针对当时清ZF“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的情况明确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在《“商战”下》篇中，郑观应称兵战为“有形之战”，“商战”叫“无形之战”，主张“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这句话指出了经济基础更为重要的道理，通过商业竞争使国家富强才能从根本上战胜外国资本主义。【2】郑观应所说的“商战”，非字面上商品之战、商人之战的狭隘理解，而是有着广泛的、丰富的内容，它既有流通领域的买和卖，又有商办的一切近代企业，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流通领域的各个部门，有集中华民族之经济实力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势力决战之意。
不过甲午战前，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主要形式是商品输出，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危害最严重、最直接，所以郑观应也就把“商战”摆到首位，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就以““商战””的形式出现。【3】
赵秀玲【4】（1999）认为郑观应“商战”思想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强调商业的地位和作用, 提出以商立国；（二）分析中国商务不振的原因；（三）主张振兴商务，进行“商战”；（四）提出“商战”的措施。
在分析中国商务不振的原因时，郑观应分析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崇本抑末之旧说的束缚，这是历史原因；二是列强的经济侵略“噬膏血”、“攻资财”，使我中华“精华消竭已成枯腊”，此乃外因。郑观应又从官商双方的弊病阐述了中国商务不振的内因。一方面，“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商人则“愚者多而智者寡，虚者多而实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创者寡，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寡，贪小利者多而顾大局者寡，此疆彼界，畛域攸分，厚己薄人，忮求无定”。他们“心不齐，力不足”，于是形成“合股份而股本亏，集公司而公司倒”的局面。另一方面“官商隔阂，情意不通，官不谙商情,商惮与官接”，此乃根本原因。【4】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郑观应提出了“商战”的主张。
进行“商战”的基础是我国工商业的发展，在“商战”的具体措施他提出我国欲兴“商战”必须“借官力为扶持”，并明确提出了国家在“商战”中的作用：一是设立专门学校，培养专业人才；二是由专门的商务大臣制定有利于商业的税收制度；三是模仿西方制定规范的公司章程，使商业能够有序独立的运作。对于清ZF对当时民间经济活动的压迫，郑观应指责其“但有困商之虐政，而无护商之良法。”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而后战本固，战力纾也”。【2】在“商战”的范围上他认为应该是在工、农、矿、制造业等方面与外国展开全面竞争。
二、郑观应“商战”思想探源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化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求之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也不应求之于人们对于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理解之中，而应求之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之中；这些原因，不应求之于哲学，而应求之于各该时代的经济。【5】经济思想是经济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直接反映，又为其所属的阶级服务，对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一定的反作用。
郑观应的思想产生首先是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19世纪70-90年代列强经济侵华势力日盛，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迅速加剧。面对中国利权外溢和外国商人“喧宾夺主”之势，郑观应始则本能地愤慨外国侵略者贩卖华工、运销鸦片、歧视华人等可耻行径,并直观地提出禁贩“猪仔”、杜绝烟害、贩济游民乞丐等救助贫民与整合社会的建议，流露出关切民虞和社会问题的进步倾向。继之，他通过亲身经营商务的实际经历，“内之积感于寸心 ,外之能怀于大局”，在70年代后积极寻求对付资本主义侵略的策略，从而逐渐形成了促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拯救民族危亡的““商战””论思想。【6】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清ZF创办实业活动过程中的严重弊端，激起民族资产阶级的日益不满，这是“商战”论形成的内部条件。
张灏【7】（1985）认为一个时代的经济思想,虽然根源于经济发展变化的事实中,同时又“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他根据我国改良派引经据典的传统和《管子》中关于对外国实行轻重之势的记载，结合郑观应写诗表达对《管子》思想的认可，得出结论：郑观应““商战””的一些设想,大概不外借鉴于此了。
三、由“商战”想到的
中国经济思想史自商鞅提出本末思想，重本抑末的思想便成为其主基调，几千年来未曾改变。这仅仅是一种封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思想，也是一套治国谋略，即通过将人民固定在土地上，实现封建地主的剥削统治，农战论是这种思想的极端表现，在利出一孔的前提下，通过一套法令的激励约束，使人民为了利而务农，为了名而出战，虽然是在错误的经济思想指导下，牺牲了经济均衡发展，严酷的农战政策却使得秦国经济快速发展，为其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笔者一直思考为什么这样的政策会促进国家的发展，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政策是适合当时的经济环境的，在当时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情况下，农业是生产效率最高的部门，这种情况要维持很多年，甚至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因此，农战论正确地把握了经济的发展形势，通过强制力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因而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务实的经济思想。
封建经济给予了人民更多的自由，因而相比于奴隶制经济，其经济绩效更高，等到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有更多的积极性和经济参与热情时，这种制度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便需要有另外的一套制度代替它，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正是在满足人们自由需求的基础上的。
历代的学者们强调发展经济“重什么，轻什么”，其实是对经济模式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基于国情的，以生产效率作为选择的标准。后来（明末以后）虽然很多人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和商业的经济价值，提出了不抑商的主张，但他们都没有否认农业的“本”地位，这是因为商业不像农业那样，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商业是依赖于农业的发展的，也即后来的学者都关注经济的均衡发展。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和国际形势的考量而得出的经济模式选择，也是一种务实的思想，在他看来，商业是生产效率最高的国民生产部门，由国家的力量来倡导和扶持商业发展，会增强一个国家的财富，从而抵制别国的经济侵略。这对于增强商人的积极性无疑是有好处的，这也是郑观应“商战”思想的缘起。然而其思想并没有带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其思想并没有上升到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商战”思想是停留在了流通的层面上，虽然他也意识到要想与外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就必须“以通商为大径，以制造为本务”，“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在外国资本侵蚀加深的情况下，我国不具备商业立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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