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退化,体制改革就是如此,不进则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国富民穷”局面继续恶化。这不奇怪,因为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一方面ZF几万亿的“铁公基”项目主要由大中型国企承接,另一方面2009年的数万亿“天量信贷”也主要流向国企,民企中顶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而数千万家中小民企得不到,更何况把这么多银行存款贷给国企后,使原来一直就有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结果是,国企资源雄厚,在各行业出击,众多民企被挤出,停业关门。见到众多民企要么关门、要么经营困难,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是金融资源与国家政策的歧视所致,而是得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发展中国经济的结论。于是,从2009年到2018年,金融资源和政策继续重点偏袒国企。
国企强势,民企被挤,在2015年前,就没有哪个行业不是国企绝对垄断。ZF拥有的资产产权以及其它形式财富的比重,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说,从整个经济的财产性收入中,ZF得到的份额重回国企产权改革以前的水平,民间家庭得到的份额出现新低。
第二个表现是,财政税收占GDP之比继续上升。在2007-2008年时,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还只略低于50%,但是,到2018年,则降到不到GDP的40%。之所以财政税收的扩张能够实现,是因为民主宪政改革一直没有足够的压力,因此,制约税率和税种过度膨胀的机制没机会形成。当然,税收增长的一个原因是2005年后收税的效率提高很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需要。2008-2009金融危机期间开始的那么多“铁公基”项目,迫使各级ZF继续往里面投资数年,否则就有太多烂尾工程,所以,ZF需要很多钱。再者,原来地方ZF可以靠“土地财政”,比如,在2007年,不少市政开支的80%左右来自土地出让金,所以,那时候,各地ZF有很多激励去“保护”房价。只是经过几轮行政操纵后,到2015年左右,房产已经是天价。在那时候中国城镇化比率已接近60%,还没进城镇的因房价太高,进不了城,而城里以房子投资的人也无法再多买了。更何况城镇里能够被ZF卖的地已所剩无几。就这样,房价到顶,“土地财政”的路就越来越窄,为了支持开支需要,各地ZF只好放弃“预算外收入”,转向更多依赖正式的征税。
第三,国内民间消费需求继续下降,到2018年居民


雷达卡
写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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