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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这篇文献的目的，是想请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知半解的人了解：马克思究竟赞不赞同斯大林式计划经济、“一大二公”、“抢夺资本家财产归公”？）
一
马克思的眼界一开始就关注总体自由的问题。他所关怀的是人类的自由，而他所瞩目的则是现代社会中与人类自由相对立的两个特征：不可避免的异化和个体生命的浪费。
十九世纪，伟大的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时代的标志，这些革命带来的是一种新形式的阶级统治，而工业化为这种统治奠定了基础。1844年，马克思写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手稿里马克思辩证地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劳动”的问题。劳动就是现代社会生产中无产阶级的活动。古典经济学斯密和李嘉图发现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生产不是人与机器的关系，而是人与人通过机器中介的关系。物与物的交换，商品的交换，反映了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但同时也模糊了这种关系。马克思认为：劳动价值论的发现只是开端，而对劳动的研究不能忽视了劳动者，劳动是劳动者的机能。正是由于工人遭受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力量的压迫，才不断发展了私有财产占有制的各种矛盾。私有财产也是劳动的凝聚，但它成为一种异化了的力量。现代工业从劳动者身上抽象出来的劳动过程，把机器变成压在工人身上的死重物，而人则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物。
要想在理论中看到生活的真理，只须把雇佣劳动者本身包括在对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研究之中。由此，马克思得出了对资本主义的第一种有力的批判：异化的劳动和劳动的异化。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劳动是一种人的自然机能，一种创造性活动，人通过劳动掌握自然，发展各种能力和才智。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与自身相分离，成了一种受资本驱使的、为工资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使用。人从属于机器，受制于生产自动线，由于分工而变得单调、乏味，失去了所有智慧和乐趣。资本成了劳动力的主宰，工厂成了劳动者的囚笼，并且把工人置于现代生产的速度和纪律的约束下。这时劳动与资本就构成了一种对立的阶级关系，资本（死劳动）的积累就意味着工人（活劳动）的苦难增长。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使用“异化”这个术语仅仅是个哲学语言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指出，马克思根本上是个辩证法大师，并且是从实践的意义上来看待辩证法的。也就是说，异化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扭曲，而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所要实现的新社会的问题。劳动的异化必须通过革命来克服。当劳动演变出了资本，而资本压抑了劳动，则“否定之否定”的劳动才能回归自然，从自身出发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在其回归的理想状态下，劳动重新成为人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发展个人真正的潜能，达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再分离，使人重新变成完整的人。马克思毫不含糊地指出，只有群众的革命活动才能消除劳动的异化，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这是一个辩证的整体观念。马克思起初称这种观念为“人道主义”（德语中的人道主义也可理解为人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
二
但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不肖继承者那里，完全抛开了马克思这一人道主义的出发点。他们把矛头只指向私有制，把资本主义只理解为一种“经济制度”，似乎消灭了私有财产也就埋葬了资本主义。这显然是一种粗暴的歪曲和阉割。
如上所说，马克思批判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异化的劳动关系。劳动不是创造自身价值，而是变成了别人的私有财产。因此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越多，资本的压迫就越强势，使劳动更加沦于奴役地位，社会分配制度越不公平，这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总根源。因此，马克思反对任何从分配领域的变革，而不是通过生产领域的改组，来消除资本主义弊病的看法。如蒲鲁东提出的工资平等的要求，马克思写道：“这只能使今天的工人与其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与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同时，马克思也批判那个时代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仅仅反对私有制而不拒绝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错误想法。在那些私有财产的拥护者与反对私有财产但希望保留现存劳动方式的人之间，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即使废除了私有制，建立一种公有制社会制度，劳动也未必回归其自身价值。马克思坚定不移地认为，使“社会”成为所有者而保留异化劳动不变，是在创造“抽象的资本家”。现代股份制公司对劳动的剥削，正好验证了马克思的断言。
当然，马克思没有看到20世纪出现的集权社会主义模式，不知道在我们今天的官僚资本主义强权下，劳动的异化尤甚于自由资本主义。马克思批判的只是他那个时代的空想共产主义，后者只能从私有财产、雇佣剥削、分配不公等特征来来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无疑马克思远远超出于同时代人的思想高度，他的分析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现实的人的关系。马克思写道：当人们谈论私有财产的时候，他们以为处理的仅仅是人以外的东西。其实资本乃是劳动价值的异化产物，当你谈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时候，你已经在处理人的问题。在资本主义范式内隐存着一个人道主义的悖论。资产阶级经济学试图掩盖它，空想共产主义看不到它，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奥秘——异化的劳动。马克思指出：重要的是劳动关系，而不是所有制形式。私有制的罪恶是由于它意味着一种权力，一种支配他人劳动或者参与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因此，消灭私有财产是消灭异化劳动的手段，它本身并不是目的。
在后期，马克思隐约地预见到，资本的增殖会导致资本集中到唯一的一个资本家手上。但马克思仍拒绝“抽象的资本家”的正当性。他告械我们：只有当“自由地联合起来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变成社会化生产资料的主人时，废除私有财产才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秩序。
三
长期以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将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束之高阁，钳口不提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或将之诬称为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的思想。其背后的动因是俄国的可悲的现实世界，完全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在一个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国家，却从来不提劳动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只是以一种国家财产的公有制形式，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以此欺骗和剥夺全体人民的自由权利。其实质却是形成了一种最坏的官僚集权统治。
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最害怕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念：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矛盾问题，实质上就是解决人的问题。这个观点在所谓“先锋队政党”内部比在任何地方都遭到更强烈的反对。因为在这里，权力的运用和对劳动的强制用得如此普遍，异化劳动非但没有被解放，反而受到政治恐怖主义的强化。劳动者身受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迫，劳动处境进一步恶化。为此，官僚阶级需要一种欺骗性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囚禁在私有财产和国家财产的概念樊笼中，炮制公有制的神话，以国家和社会这种“抽象资本家”取代“自由地联合起来的个人”，取得现代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地位。同时由各级官僚来实行计划管理，维持劳动的异化状态，把劳动者普遍地束缚在工作岗位上。修正主义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就必须摧毁马克思的人道主义。
革命后会发生什么？俄国人像逃避瘟疫似的逃避这个问题。因为修正主义害怕革命的辩证法。“对他们来说，历史是存在的，但历史不再继续。”他们认为俄国革命在1917年就完成了，历史停止于一党专制国家的胜利凯旋。但事实是：劳动阶级并没有自动地解除劳动的奴役性质，仅仅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并不带来劳动的解放。革命后的政权落入新的官僚阶级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官僚阶级比资本家更残酷地榨取劳动剩余价值，劳动者丧失了更多的自由权利。这种情形正是马克思早已预见到的：仅仅废除私有财产而保留异化劳动不变，绝不会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解放。
自由在苏联修正主义者眼里仅仅被看作是“享乐”和“休闲”，而不是劳动者的人性的复归的整体自由。个人自由被认定为一种邪恶，而强迫性的集体劳动被颂扬成美德。结果是，一个盖然性的庞大的统治机器开始奴役每个人，代表着整体对个体的统治。而马克思早已警告我们：“我们必须避免建立一个与个人相对立的作为抽象的‘社会’，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这样描述他的理想社会境界：“其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中间所包含的“个人主义”要素，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总之，马克思的社会预见，对于未来社会的预言，到今天并没有改变。黑格尔把这种预见叫做“绝对”，而马克思开始把它叫做“真正的人道主义”，后来又叫做“共产主义”。不管叫做什么，它的必经之路者是“否定之否定”，亦即摧毁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就是俄国现在的统治阶级为之战栗的东西。他们当然会为之战栗，因为他们所建立的集权社会主义与马克思预言中的正好相反，永远不会被人民群众所接受，而劳动者所追求的劳动解放必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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