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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一般而言，我认为看文章或论文，只要梳理好其逻辑关系就可以了，是不怎么管数据的；因为写出的数据毕竟是处理过的，有没有使用筛子甚或造假呢？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就当它是真的好了，省心些。当然，这种阴暗心理也不是只我一个人有，比如张五常在《经济解释：让我们做弄潮儿》就说：“作为一个副产品，技术和统计学的巨大进步也带来了一种危机：它们为‘让事实说话’提供了某种巧妙的和表面上有说服力的方式。”
可是，对于某些人而言，他们的数据连表面上的说服力都没有。明白这一点，我要感谢余斌先生，是他的文章敲醒了我。
第一个例子是张五常的。他在《经济解释》中为了说明复息的威力，为我们计算了1776年￡1.8的2001年所值：
年息率 2001值 上升倍数
2％ ￡162 90 倍
4％ ￡14, 586 8, 103 倍
6％ ￡1, 312, 949 729, 416 倍
8％ ￡118, 187, 944 65, 659, 969 倍
说这精确到了个位的数据有错误，你不会相信吧？但是，仔细认真的余斌先生一核算，说错了！我赶紧按按计算器，果真错了！而且四组都错。天呢，张五常的计算器有系统误差？再一看，余斌先生的《经济学的童话》是2008年出版的，引用的《经济解释》是2002年出版的，而我看的《经济解释》是2010年出版的。看来张五常是没看过余斌的书，这也正是其风格了。
第二个例子是科斯的。大家知道，科斯有篇很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我在“科斯定理的神话”一节曾谈及过，但并没留意数据上的矛盾。一句话就是，余斌先生发现：按科斯给出的数据看，农夫在种地净收益只有2美元的情况下，却愿意向养牛者支付3美元以请求其少养牛，那么结果就是，农夫的净收益成了-1美元！真的搞不清楚，是农夫白痴还是科斯白痴？
第三个例子是张维迎的。这个例子就复杂了些，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中，张维迎推导出了一个“由潜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企业家个人财富的下界”公式。公式我们就不写出来了，我们直接引用火眼金睛的余斌先生的结论：“通过重新设定经营收益，我们发现，张维迎的结论（公式）意味着，越是收益好的项目，越借不到款；而收益率仅相当于市场利率的项目，却是人人争相放款的香饽饽。”一句话就是，放款人都是白痴。我在“由张五常想起钱钟书”一节曾调侃地说，“上帝啊，莫非经济学教授们的理解力，都比较的有问题？说实话，我比较倾向于肯定的结论，因为经济学教授们在坚持理性人假设的同时，往往又会把一部分人当白痴：比如马歇尔把地主当白痴，科斯把种麦子的当白痴，阿尔坎则直接搞个白痴理论，并且被张五常发扬光大……”这可真是一语成谶呢，你看，现在不是又多了个张维迎教授，他就把放款人当白痴了。经济学中的白痴还真是多啊！
第四个例子是林毅夫的。但是这个例子和上面的有些不同。林毅夫在《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一文中说：“然而，公社化运动导致1959年至1961年间严重的农业危机。……与Sen(1981年)说描述的因食品的取得权（Entitlement）而引起的灾害不同，这场估计约有3000多万人超常死亡的危机，是作物失败的直接结果（Ashton et al，1984）。”也就是说，林毅夫认为死人是因为作物失败减产，而不是食品的取得权或者说分配的问题。我认为林毅夫的这个反驳是很无力的，因为他并没有给出任何的论证。为了向余斌先生学习，我也决定研究下林毅夫先生文中的数据，看是否支持他的观点。相关数据如下：
年份 人口（百万） 粮食产出（百万吨） 人均粮食（吨）
1958 659.9 200.0 0.303
1959 672.1 170.0 0.253
1960 662.1 143.5 0.217
1961 658.6 147.5 0.224
1962 673.0 160.0 0.238
1963 691.7 170.0 0.246
其中最后一列是我根据原有数据计算添加的。从上面的数据，尤其是1960-1962年的数据中不难看出，人均粮食最低的1960年并不是人口最低的一年；当然，如果说当年的粮食主要是用于下一年的话，这个矛盾可以化解。但从1960年到1961年，人均粮食增加了7公斤，人口依然减少3.5百万；而从1961年到1962年，人均粮食增加了14公斤（如果考虑粮食后移效应，增加更少），人口却增加14.4百万。那么小的人均粮食变化，居然就是几百万的人命，如果粮食是平均分配的话，我们无法解释人口的增减！难道说，那时人们的生命对那点粮食是那样的敏感？是否如Sen所说，是因食品的取得权而引起呢，也还值得商榷。但是，我认为，数据并不支持林毅夫对Sen的反驳，恰恰相反，这场估计约有3000多万人超常死亡的危机，正是因为人祸！而且林毅夫已经证明，作物大幅减产是政策造成的，即使撇开食品取得权，“人祸”也还是站得住脚的。
根据林毅夫文中的其它说明，我认为事实是这样：作物虽然大幅减产，但浮夸风依然盛行，而那时政策上又是农业反哺工业，大量粮食上缴，人们的口粮相对很少，结果不少人饿死（就我所知，相当一些人，尤其是孩子，是在长期饥饿后，因发现了家里藏的备粮而大吃，结果涨死了）。等到领导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才不得不进行干预，但是这有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人口减少集中在1960年和1961年两年，一直“到1961年底，大多数政策被颠倒过来了”，而接下来的1962年人口就开始增加了，这正是因为干预起了作用，人均口粮相对大增（而不是像数据显示的那样，人均只增加了14公斤）。
好像是兰小欢博士，曾引用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卡哈尔的话说：铁打的数据，流水的假说。如果林毅夫文中的数据都是真实的话，那么他的结论真的是够“水”的；至于前三个例子，那是连同数据都很“水”的了。呵呵，一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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