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费制”在贫困地区的两难困境

教育券是弗里德曼开的药方，对中国是否适用我总是怀疑。因为中国政府不会放弃在基础教育中加入意识形态渗透，因此放开的限度有限。而且很多地方还在极力扶持一些比较好的中心小学。对于贫困地区来说，有没有学上都是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让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使得中国能够从这项排名的倒数变成顺数。

是的，对现实的调查很重要，但理论的分析也不可或缺。而“一费制”既没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也不符合现实的公平和效率。

如果我们假定学校应该收费，隐含了学校的开支主要通过收费来弥补，那么学生及其家长作为消费主体有没有选择接受何种教育的权利？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剥夺“货币选票”的权力？既然政府补贴微乎其微，公平无从谈起，为什么不更多的考虑一下效率？难道强迫最贫困的学生掏出他们难以承受的巨资去接受教育也是一种“公平“？

政府管制教育价格，如果价格低了，学校无力承受；价格高了，又成了“乱收费“。更关键的是，我们以什么标准来判断政府制定的价格是高了还是低了？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公允价格。只有市场，才可以把不同的主观标准均衡为一个客观的价格。

我想说的是，要么政府掏钱，要么市场配置。没有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的第三条正确道路。经济学者可能无力改变现状，但不合理就是不合理，也没有必要回避实质问题。

根据国际机构的统计，现在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大概占GDP的3％，排名世界180多位，落后于非洲的乌干达。

如果经费能够保证，可以考虑给予初等教育一个固定的补贴比例，这个比例可以拿出来作为教育券。其余的部分，允许学校根据地区差异和学校差异向学生收取。但是价格要举行听证，由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这样，既保证了选择学校的权利，又使学校有更多的自主权。

据说浙江有一个县（嘉兴？）搞了试点，周其仁去调查过，但没有看到结果。哪位有的话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周其仁最新散文集《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中国发展出版）中有，有兴趣者可参阅。

浙江长兴发放“教育券”支持民办学校 人民网杭州5月13日讯 记者江南报道：给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发放一定面额的“教育券”，学生如到民办学校就学，凭券每学期可减免相应费用，这笔钱由当地教委向学校支付。浙江省长兴县最近出台这项政策，支持民办学校义务阶段教育。由政府给学生发放“教育券”，这在该省还是第一次。 5月10日，长兴县教委决定，从今年秋季开始，到当地的清泉武术学校等民办学校读小学、初中的本县义务教育对象，凭“教育券”每学期可减免500元杂费，这笔钱由县教委支付给学校。此举目的是使民办义务段学生也能享受到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同时也是对民办教育的支持。此外，这个县为鼓励学生报考职高，还决定给初中毕业报考职高的学生发放300元的“教育券”。 浙江省教育厅一位负责人说，在社会力量办学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发放“教育券”的做法是改革教育投资体制的一项尝试。以往，政府在义务教育上的拨款，民办学校的学生无法享受；而“教育券”的发放使在民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也能享受到政府的扶持，减轻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 人民网 2001年5月13日

周其仁，国内第一个到长兴考察的经济学家。他的热情来自对现行公立教育垄断弊端的种种洞悉，亦来自对民营生命力的深刻体察。“为什么要用统一的标准制造那么多一样的人？”他的反复诘问让人不由想到弗氏同样犀利的省思，“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使人们一致，而是我们受到过多的一致性的威胁。我们的问题是扶植多样化，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另一种代替的制度会比公立学校制度更为有效得多。”

　　“政府办教育，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行政垄断。我们是自上而下，规定一套大纲，一套教材，一套教法，要中国人适应未来。民营有什么好处？它是发散的，多元的，它在一切方向上的探索可能就是对的，它比整体划一的错误机会要高。它有市场限制，你这个学校办得不好，学生就不来了，你就没有出路。不是说民间办学不会出错，我们政府办学也会出错，问题是出错的概率和纠错的机制是不同的。”

　　周其仁是在美国从网上看到这条消息的：中国浙江长兴开始实行教育券制。其时是2002年6月，长兴实验刚刚涉入浅水区。这位头发银白的中年学者激动不已：怎么可能啊？美国50年没有干成的事，中国的一个小县城怎么就成了呢？他一回国就马不停蹄地奔赴长兴，现在算起来不下三次。

　　“教育券思想其实很简单，中国的大学据我所知，已经进行了这种小范围的革命。一张饭票通行全校，饭票流动，增加了选择，有了竞争，饭菜质量就上去了。食堂的管理行为就改变了。很简单吧，弗里德曼的东西都这么简单。但弗里德曼的东西简单到并非任何人都能接受，因为它触犯了既得利益。把票发给学生，食堂就被选了嘛；把票发给食堂，食堂就居垄断地位。

　　“要刺激私立学校发展，采用教育券有帮助。你好好办，你跟公立学校有平等的起跑线，就有学生到你这里来。没有学券制改革呢，你是争那个补充性的市场，或者争那个非常小的特殊市场。这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重点：穷国办大教育，怎么更好地动员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我觉得长兴这个点很要紧。”

　　这不由让人想起陶西平那个经典的“如果论”：如果民办教育有大的发展，那么就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节约了公共教育经费；如果节约的教育经费用于公办教育，那么就在增加教育经费的同时改善了办学条件。将这个假设延伸开去，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如何发展民办教育？如何解决教育经费？现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教育券有没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一条可行路径？可能！那么，还等什么呢？！

　　逻辑就是这么简单，像弗氏的思想一样简单。但是，这简单如此直接地切入核心，让人无法躲闪隐藏其后的不能承受之重。弗氏质疑：孩子的所有教育在同一幢楼里完成，这明智吗？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教育券提供更多的选择？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花一部分教育券在一个地方学习数学，在另一个地方学习英语或科学？

　　这种类似孩童般的天真大胆的发问，正开启了教育发展困境中的一扇门，亮光透进来了：自由选择必然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更多的好学校，不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这个开放的市场必然要求“政府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萎缩”。

　　扩大规模，扩大试点。长兴已经把火点燃了，一场新的竞赛开始了，这个比赛还没有结果。周其仁热情洋溢的鼓呼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悬念。

　　与此同时，茅于轼先生对于教育券的中国前途，从经济学的视角作了更为审慎的判断。如果一套制度安排解决了价格问题，那它就是成功的。教育券没有解决价格问题，就永远不会解决教育资源的流动问题。这个根本缺陷决定了长兴教育券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它必将向更规范的市场制度迈进，将来教育券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会退出这个领域。

　　经济学上有个常识：凡是能够强化竞争的创新行为，大概总能改善行为的效率。“但教育券竞争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好的学校拿到更多的教育券？差的学校会不会退出竞争？如果我们总的教育投入就这么多，你怎么吸引更多的投资流进来呢？如果学校的总数不改变，淘汰也是一句空话。淘汰的学校学生上哪儿上学去呢？没有好的学校扩大，学生上学的问题就不能解决。”

　　诚然，教育券的实施关涉到现有的教育财政投入体制、人事管理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更有赖地方的经济基础。在这一场触及制度层面的变革进程中，长兴还会遭遇多少暗礁？那些在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中涉水的公办民办学校将如何面对这一场来自大洋彼岸的风暴呢？

　　现在，真的有人在仔细地算这笔账，算算教育券对于民办学校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对于国家意味着什么。一个叫陈辉的浙江省人大代表已在今年上书，提议省内扩大教育券试点。这笔账算得令人鼓舞：假设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一年要投入费用5000元，而对选择民办学校的学生补偿500元或800元，如果有1000个学生选择民办学校，那么就可以省下一大笔投入。而选择民办学校的1000个学生，则可以支撑起一个民办学校。

　　已经有抢先一步“拿来”的了。2001年深圳市教育局提出，对享受义务教育者提供教育券，让学生自主择校就读，以教育券代替学费，并将其明确列入未来教育发展大纲。

　　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有经济学家大胆设想：“如果全国农民都按着他的份额拿到教育券带着走，可以大范围兑现，对教育投资的城市化影响将会有多大！”与此同时，全国一些县市纷纷前往长兴取经，意欲在当地试点、推广。

　　疾呼、掌声、批判、争议，教育券掀起的“头脑风暴”激荡着每一个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的人士，以及每一位渴望寻找创新路径的实干家。

　　长兴之火，能否燎原？拭目以待吧！

我是浙江人，在长兴也有一些朋友。教育券实施之后，社会上普遍反映很好，除了一些既得利益者，我没听到有谁反对。

公共物品可以以私人生产，公共补贴的方式提供，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长兴的做法值得肯定，就是一定固定额度的教育券，再加上学校自行确定的费用。当然，“为什么要用统一的标准制造那么多一样的人？”——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现在需要做的的确就是，把学校提供的教育产品逐步变成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不是单纯的商业化），把发放教育券与发展民营教育、增加教育投入等几个方面都结合起来。

那这个政策又何时能得以在其他的地区推行呢？这似乎又是个未知数。

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一改革就试点，一试点就成功，一推广就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