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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摘要：本文取材于九十年代的一部影片《被告山杠爷》，并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选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予以分析讨论：村干部的个人集权制度；对个人行动的控制制度；激励与约束规则；模式化的意识形态。所提及内容均属制度经济学范畴，兼顾法制（其实法制本质上也是一种制度）。最后笔者对该种模式的改变提出了预测性的看法。
镜头切入到一个极为偏僻的小山村，由于地理空间的极为闭塞，这里的人们还过着“靠天吃饭”的低水平农耕生活。水车、牛车、赤脚农民……这一切无不保留了五六十年代传统农村的浓厚色彩，成为旧时农村经济的经典缩影。
与此同时，一场由小岗村农民冒着极大政治风险探索而来的农地制度改革正以暴风骤雨之势席卷全国，深刻改变了农地使用权的归属关系，使农业从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性统制组织统一管辖下解脱出来，转变为由农民单干为特征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毋庸置疑，这一制度改革也波及到“堆堆坪”——这个与世无争的平静山村，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鉴于堆堆坪与周边环境联系甚少，基本上处于独立自足状态，笔者将以“制度”为视角，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起点，将其视为一个微型社会来探析其发展模式背后的制度性因素。
由于正式制度只占整个社会约束的小部分，所以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系列约束性规则，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其具有广泛性、持续性特点，所以其变迁是缓慢、渐进的，具有“顽固性”。据此，用非正式制度可以解释堆堆坪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现象。
第一，村干部个人集权制度。在堆堆坪，赢得全村人尊重并有绝对话语权的，除了山杠爷，其余的无出其右。这位德高望重的决策者在村中有多重身份：经济工作的一把手，党支部书记，原人民公社的号令者，社会矛盾的仲裁者。尽管在外部看来其社会地位及“公务员”身份的合法化有待进一步确认，但山杠爷在村中确确实实具有个人独尊的权威。这除了其个人办事能力和作风上的清廉，相当程度上也有非正式制度的支持。阿克劳夫（1976）证明：“即使没有一个人从制度中获益，该制度也可能延续下去”。倘若社会公众普遍普遍认同既定制度安排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他们将减少对不同制度安排下所费成本的比较的信息的搜集活动，也将自动削弱其选择的心理冲动与减少逆向选择的次数。该影片中反映出的山杠爷充分地扮演了公正、合理的角色，仅就修水库一事，山杠爷在决策过程中几乎处于核心角色，通过召集村里大会排除阻碍势力（腊正带头反对摊款摊劳力修水库，被山杠爷当众打了耳光，还被停止了党员登记），力主修水库以改变“靠天吃饭”的困境，造福子孙后代。这种强大集权所凝聚起来的高度执行力让事后的民众及乡镇领导均引为叹服，从而相应地强化了这些非正式制度长期稳定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
第二，对个人行动的控制制度。康芒斯认为，制度的实质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集体行为不仅仅是对个体行为的控制，而且，通过控制行为可以使个体得到解放，使其免受“强迫、威胁、歧视，或者不公平的竞争”。因此得出的结论是：“集体行动抑制、解放和扩展个体行动”。对于此结论，笔者认为，只能放在相对开放、存在竞争机制的大环境中才能成立，若应用于堆堆坪这种闭塞的微型社会之制度环境则难免会失效。在堆堆坪，我们看到的似乎只有集体名义的强力控制与个人的被迫妥协。例如，为了及时缴纳公粮（村干部每年必须对上级完成的业务指标之一），山杠爷带着民兵上门催缴公粮。在这时，问题出现了：原本为减少机会主义的偷懒、窝工行为而取代旧式公社制的农民单干制、其制度变迁所扩大的普通公民自由在少数人那里却被曲解和滥用，成为其“自主决定交粮时间”的“正当理由”。面对新旧体制的冲突以及“杀一儆百”的形式需要，山杠爷动用了最直接、最原始的暴力手段——命令“民兵”将抗粮的王禄捆绑起来关了禁闭。这种以集体名义强行控制个体行动、否定个人利益以维护集体利益的做法似乎最能赢得舆论和观念的支持，而且该个人也会为社会所不齿。这种内部程序化的直截了当、执行力量（民兵）果断而粗暴的非正式制度由于落后的社会心理及村干部的个人权威而取得了道义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这也意味着另一个极端，这种控制制度有可能被掌握大权的领导人假借以侵害个人权益。如，山杠爷以控制农村劳动力外流、遏止农村经济“空心化”现象为名，私拆明喜写给妻子的信件，又派民兵从山西某煤窑召回他归田务农。这一点在今天看来颇受争议。显然，此举已然剥夺了个人劳动自由权；但返观其动机——保证农民增产，争创先进村——这又“天经地义”地获得了村民的充分理解和默许。
第三，激励与约束规则。激励与约束规则的确立有助于制度环境的确立，并且它的性质和特征还规定了制度环境的性质与特征，对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产生基础性作用。堆堆坪在山杠爷的坚强领导下，年年被乡ZF评为“先进村”、“示范村”。这些荣誉对于重视外在业绩指标（此赶超竞争风气盛行于五六十年代）的全体村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激励，也有效地增强其整体认同感、自豪感和成就感。其次，包产到户的贯彻过程中，产权界限问题一直没有出现纠纷，这种对个人财产客观的尊重与保护除了有利于增加公共剩余，对个人而言，也算得上一种间接的激励，因为它尊重并承认农户的个体利益。其次，约束规则突出表现为道德约束作为已被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调解、维护机制，在保障村庄内部和谐的过程中相应地产生了内部化倾向。影片中夯娃的婆娘强英因不守孝道、虐待婆婆，受到了山杠爷的当众惩罚（放电影、游街），并最终直接导致其自杀，成为后来山杠爷被指控的依据之一。但在堆堆坪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经济极不成熟的社会系统内部，由于这种制度运行的成本是很低的，并带来了村庄长期的稳定，村民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自觉选择墨守陈规，并会因违反它而感到内心不安。
第四，模式化的意识形态。除了历史性的文化传统因素，民众的思维、价值观、行为准则和心理很大程度上受到山杠爷一人的影响。而山杠爷本人则流露出对党政令的唯命是从，为他的办事作风披上了一层浓厚的党政色彩。处于对“党支书记”这一身份的自我推崇，他行事指针明显受到先前政治领导人意志的左右，是领导人世界观和认识的产物。这种以牺牲变通灵活为代价的执行力强化了他对村民的绝对领导，以至于个别人出现的民主、自由思想（强英以家庭私事的自主性为由拒绝山杠爷干涉，还有明喜的妻子抗议山杠爷私拆他人信件）被高度统一、顺从的整体氛围所孤立、消解，最后表现为村民面对非正式制度代言人——执法者前来调查山杠爷时的强烈反应：集体请命，为其申辩求情。面对新旧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对抗，个人权威最后因其固有党性所限自觉让位给法律，通过山杠爷安抚群众情绪来减小法律执行的障碍，间接降低了由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变更所需要的成本。
通过以上对各方面的探析，我们不难发现，堆堆坪存在许多内生变量和非正式制度，因此最终打破固有内部系统还需要归于政令的强干预、强介入。但政令的推行或某种全新正式制度的建立又紧紧依赖非正式制度的渐进式配合。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堆堆坪模式的市场化转变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在旧有制度的周围培养出利于新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从而由外到内地实现其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在此期间，我们理应允许新旧制度在某一时段存在的对峙状态。考虑到非正式制度由来已久，彻底消解它们似乎也存在巨大的现实困境。归根结底，“堆堆坪模式”还要借助外部革命性力量或强势经济势力才能打破旧有制度的格局。
文献来源：
1、《制度经济学:制度及制度变迁性质解释》 汪洪涛，复旦大学出版社
2、电影《被告山杠爷》，1994年
3、百度百科
4、由于相关名词解释浅显易懂，在各种文献均有介绍，在此出处不予标明。
，楼主的解析清晰准确。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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