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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8日，由证券时报社主办的“2024中国金融机构年度峰会”在深圳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演讲表示，对中央政府而言，关键问题不是财政平衡，而是财政可持续性。财政可持续性的标准有两条：一是经济增速大于利息率，便可不断滚动借债；二是只要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及合理控制利息率，政府负债率就会趋于稳定性。
新宏观认为，余永定教授的两条财政可持续性标准，也就是经济增速大于利息率就能稳定债务率命题并不成立，理由如下：
其一，债务率不能只考虑政府债务，还要考虑企业债务、居民债务，即社会总债务，因为经济增量并非为政府独占，且后两者才是衰退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看待债务问题。其中，M2/GDP可衡量间接总债务率，社会融资存量/GDP衡量间接总债务率与直接总债务率之和。需要注意的是，股权融资属于广义债务，因为它也是需要回报的，只是约束力稍弱而已。
其二，经济增速大于利息率，便可不断滚动借债的出发点为经济增量可以弥补利息，但该论点将债务静态化了，实际上，总债务=（债务存量+债务增量）*（1+利息率），在没有发生流动性陷阱时，储蓄在扣除法定准备金后被完全借贷，形成债务增量，也就是说，债务增量几乎等于储蓄增量，而储蓄增量/GDP=储蓄率，储蓄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且远大于经济增速，而债务率=总债务/GDP，再加上利息率，故债务率上升而不会稳定。现实也支持该论断，近年来，中国的债务率上升速度高于经济增速。因此余永定教授的论断不成立，它宣告了依赖经济增长去杠杆的美好理想破灭，证明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为债务拉动，且债务增长比经济增长更快，从而使经济增长减慢，这就是债务性长周期。余永定教授没有意识到，传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解决的只是流动性短周期。
多数人认为日本的主要问题是通缩，其实通缩只是后果，量宽才是前因，它导致了日本的高通胀与资产泡沫，更深层次则是债务累积，所以不得不的紧缩政策让日本陷入绝对高物价水平上的衰退，也就是交替的滞胀与萧条，拉加德称之为新平庸，结果产业外移，人们不敢生育导致老龄化，失去了不止二十年；庞氏骗局式的美国财政政策更非是好的模仿榜样，传统经济学缺乏一致逻辑，即新古典只适用实物经济，不适用货币经济，凯恩斯革命与货币主义打开了货币经济之门，但没有建立完整的货币循环理论，无法找到债务形成机理，只窥得一角，因此争吵不休，且只能解决流动性短周期，不能面对债务性长周期，时代呼唤颠覆性变革，呼唤经济学的科学化，幸运的是，它已出现，详见：[新宏观───金融周期的量化与储备需求去周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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