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家消息 周其仁近日在长沙出席“潇湘晨报会讲堂”活动并发表演讲,他表示, “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增长的一个无可置疑的增长潜力所在,但是真要把潜力挖出来,我们的体制、政策、观念、操作都要发生很大的改革。”
以下为精彩摘要:
中国自己有一个增长的机会,就是在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知识、人力等方方面面的资源基础之上,加快中国城市化,争取一个持久的、内需推动的经济增长。
你看看小地方,没有早餐业的,大家必须在家里做饭。人口集聚以后可以容纳分工,而分工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机会。这个事情普天下是一致的。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要打工赚点学费,一定要到大城市去,因为大城市收入高,实在没有什么技能,到餐馆端个碗跑个堂也有收入,小地方就不行。
城市化关键是某些位置的土地会急剧升值,你看长沙、深圳、北京、上海,那个地价是农业文明无法理解的,当然这里头有货币的因素,过量的货币会助长这个现象,也有炒作的因素,也有投机的因素,但是你把这个因素撇掉以后,全世界看城市用地就是比农村土地贵很多。
土地增值跟农民基本没关,土地增值全部在城市政府手里,带来城乡收入分配的问题。
我们说集聚,集聚关键是收入要提高,如果有很大的人群收入增长慢,怎么会有市场,怎么会有内需,工业生产的东西卖给谁?那就大量出口。这几年来回重演这个逻辑,为什么?中国人不需要这些东西吗?看看出口的工业品,中国老百姓不要吗?农民不要吗?要的,问题是收入在哪里?收入就在农产品的收入,打工的收入,土地增值的分享收入。我们看来看去,就是第三块收入潜力还远远没有。
农民有他的公平观,过去搞这么多国家建设,当时赔偿非常低,农民也认了,但是现在报上讲地王的消息,农民也在读报,一块地卖那么贵,这块地不就是我的吗?他就有想法了。所以现在分享土地增值就变成国民收入分配当中一个大课题。
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全部跟农民无关,农民就不愿把这个地拿出来,增加城市化当中很多社会摩擦。正确的方案就是要放到一个分享体制上来,土地增值不能完全归农民,但是也不能完全归城里人,得找一个合适的比例分享、共赢,这是我们现在城市化当中一个大的难题。
现在就是两难,你要抓城市化机会,有的时候就对不起农民,要对得起农民就要叫停城市化。过去20年,从朱-镕-基到温-家-宝,两届政府,实在不行的时候就叫停,叫停农村土地转成城市土地。90年代叫停过一年,04年又叫停过半年,为什么?矛盾太多了。不能够为了城市化、为了经济增长,把社会引出大问题,这是得不偿失的。要方方面面能分享经济的成果,这是可持续的。
我们在底下看也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管不了这么多,因为城市化机遇难得,这么好的投资,给一块地投资就来了,任何一地块发展都难得,我理解这些官员。还有一个口号叫拆出一个新世界,我管不了那么多。这就有代价了。另外一个倾向说,这么多矛盾算了吧,城市化慢一点,搞那么快干什么?叫停。叫停损失也很大,中国不管城里人、乡下人,加强集聚就会提高整个国民生产力。两头难。
所以我们整个这些年,就在问一个问号,能不能找到一个兼顾的办法?既抓住城市化机会,又把城市化带来的收入高速增长在整个城乡人民之间,有一个合理的分配。两头都抓住的可能性有还是没有?
这样的难题就放在整个经济面前,这种难题要找出一个全国的解决方案很难。中国太大了,各地不平衡,根据中国过去的经验,凡是国家级的大难题,都是要在地方寻求突破,先在地方第一线试试看,做一点改革试验,试错了是一个局部,试成了慢慢推广到全国去,这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在这个问题上,全国进行了很多地方性试验,2006年2007年国务院批准了成都、重庆作为城乡统筹的改革试点。
我再最后强调一次,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增长的一个无可置疑的增长潜力所在,但是真要把潜力挖出来,我们的体制、政策、观念、操作都要发生很大的改革。因为已有的现成的土地征地为中心的制度,如果不改革,城市化潜力是不能顺顺当当释放出来。
我们的城市是商业文明,大量的土地用途是商业文明,要在这里头找到城乡人民和谐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一条新的路数,要把中国目前指标上看还比较落后的城市化率,在看得到的将来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在这个过程当中,推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以确权为基础,带动资产的流动、集聚、资本升值,让城乡人民分享,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下一波强有力的增长。我们把这个定义为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