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陈兴动：中国应放弃盯住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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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施加的压力大幅上升，一系列在美国发生的事件足以说明此问题的严峻性。前不久，本人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巴西圣保罗和美国纽约的三场大规模国际经济研讨会，中国经济和人民币问题始终是个大热点。

　　一、 美国等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

　　根据我与众多国际经济学家、投资者的讨论和了解，他们主要有四个理由：

　　1. 中国出口增长太强劲。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2002-2008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长27.3%，高于同期进口年均增长24.8%。中国占世界的出口贸易份额从1995年的2.9%急速扩张至2009年的9.3%。2008年，中国2953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是中国最近一次汇率改革前一年即2004年的9.2倍。中国经常项目下的顺差2004年高达4261亿美元，比汇改前2004年的687亿美元增长了520%。外汇储备从2004年的6099亿美元增加至2009年的24000亿美元，增长294%。特别是2009年当全世界经济出现衰退，国际贸易大幅萎缩的情况下，中国的外汇储备仍大幅增加4531亿美元，即23.3%。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人民币币值客观上大幅被低估。

　　2. 主观上，中国ZF却于2008年7月之后，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名，重新盯住美元。 国际社会认为，这是中国ZF故意低估人民币以获取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相对于美国等西方社会不但有比较优势，而且还有绝对优势。这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体中的企业破产、企业外移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工人失业、失业率上升。但消费又不能在短期内调整，结果是进口增长贸易逆差扩大。这使得全球经济失衡不但得不到调整和改进，反而不断恶化。

　　3. 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提高中国制造品的国际市场价格，那么就会提高西方经济体内企业的竞争力，维护和增加就业。同时，随着进口产品价格的上升，消费增长缓慢或适当降低促进国内储蓄的提高，因此有利于改进失衡。同时，人民币升值也有利于提高中国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加对进口品的需求。因此，人民币升值是对国际和中国国内经济双赢的办法。

　　4.美国等西方国家甚至包括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愤怒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太自私。在全球经济增长出现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居然超预期增长，甚至出现过热。而即使这样，中国也不愿意为恢复全球经济复苏做出让步。

　　二、中国拒绝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1. 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是币值的决定因素？贸易盈余、经常项下顺差是币值升值的原因？货币购买力平价？经济增长率？这些都是可争论的。但经济学家在这些方面几乎没有共识。

　　如果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那前提条件是在中国各生产要素的价格是市场决定的，是均衡的。但这显然不是事实。中国的劳动力补偿不充分，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土地补偿不足，环境保护支出出现赤字，利率还不是市场决定的，是非均衡的。

　　2. 汇率体系只是金融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还不充分发达的情况下，单一实行汇率市场化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汇率市场必须是协调一致的。目前的汇率制度与中国现阶段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协调的。

　　3. 即使人民币币值存在低估，那也存在于两个方面：名义低估和实际低估。目前中国国内面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的巨大压力。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处于历史转折期，面临新一轮的大幅上涨。工业化、城市化用地成本也大幅上升，能源原材料价格飞涨，环境以致造成失业，失去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间和空间。人民币大幅升值将极大阻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4. 同时，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办法。升值出超国货币以改进和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前提是两国的贸易产品是可以替代的。但这不是事实。中美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互补性的。美国已不再是日用工业品的制造国。中国过去4年人民币升值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2004-2008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803亿美元增加至2008年的1709亿美元（美国的数据是，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从2004年的1623亿美元增加至2008年的2680亿美元）。其实，由于美国工业消费品依赖进口，人民币大幅升值只会造成：（1）如果中国出口企业能够将升值成本充分地转嫁给消费者，而升值又不能有效的减少美国消费者的购买，那只能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美国消费者的负担，增加消费者的痛苦指数。（2）如果中国的出口企业不能充分转嫁出口成本的增加，那么他们只能压缩利润空间或者减少直至停止出口。美国要么向其他国家进口，要么出现进口短缺。无论如何在短期内美国也不可能通过增加中国出口成本的办法解决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5. 中国承认国际贸易不平衡的事实。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的一个教训就是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太高。中国出口太过依赖于欧、美、日三大西方市场。中国必须作调整，正在作调整。但这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西方社会必须为解决贸易不平衡做出自己的重大调整。比如，大幅度提高储蓄率，减少借贷和正常消费，大幅度减少和取消对中国的各种出口限制。

　　6. 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不合理的，在改革和改进中。但人民币币值显然不是中国国内经济的主要问题。人民币币值不合理的国内压力并不大。对人民币币值进行大幅升值的国内经济和政治意愿都很弱。现阶段也缺乏全面和整体的规划。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政治风险也很高。国际社会还没有哪个ZF主动对本币进行大幅度升值的。日本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经济泡沫化和1992年以来长达十几年的经济衰退。教训是十分沉重的、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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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盯住美元 陈兴动 人民币汇率制度 国际金融危机 实际有效汇率 盯住美元 中国

三、 人民币被认定是美国国内政治的替罪羊

　　众所周知，中美之间存在重大的贸易不平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2009年，美国统计数据显示，虽然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减少45%，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仍高达2268亿美元，比2008年只下降15.3%，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59.6%。但这不是人民币的错。2009年人民币并没有对美元升值或贬值，人民币是事实上盯住美元的。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是一个后工业化的经济体，不再是制造业大国，他的服务业占其GDP超过70%。美国还极大地限制其有竞争力和技术含量的制成品和军用品出口中国。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美国的责任应当大于中国。那么，美国的政客又为什么最近不断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呢？我思考的结果只能是将人民币当成其国内政治的替罪羊和出气筒。这是因为，美国政客及政府即使采用史无前例的货币数量扩张和天文数字般高达GDP12%的财政赤字政策，一年多后的美国经济仍难有起色。经济政策成果乏善可陈，至今经济增长的引擎仍不知何在，通缩乌云仍头顶高悬。

　　那为什么人民币充当替罪羔羊？原因有四：

　　1. 美国政客算定人民币无论如何不可能大幅度升值，那人民币就不能改变被指责和被拍打的命运。

　　2.美国政客十分明白，中美在人民币的币值估计问题上没有共识。中国不可能将美国人的估值当成中国政策的指标。

　　3.美国政客十分明白升不升值是中国的主权。中国不可能在美国等西方的压力下大幅度升值人民币。他们也明白中国政府同样遇到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外部压力越大，中国做出让步的可能性就越小。

　　4.美国政客明白，虽然中国不可能大幅度升值人民币，但美国政客调高压力的阀门，他们就可以成为欧洲、日本甚至是与中国有贸易竞争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站在经济道德的制高点。

　　因此，美国政客对人民币的指责和压力根本就不是为解决中美贸易的实质问题。实质问题是贸易不平衡。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有的是解决之道。

　　四、中国的应对之策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和美国以及其它世界主要经济体存在着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郑重指出：中国赞成和支持国际贸易自由化，中国不追求贸易顺差，愿意与各贸易伙伴共同努力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中国应当采取以下对应之策，并在国际上大张旗鼓地加以宣示。

　　1. 盯住美元只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急之策。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走出低谷，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反弹，中国应当及时放弃盯住美元，恢复2005年7月的汇政方案，盯住一揽子货币，允许人民币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甚至可能扩大浮动区间。同时严格加强人民币资本项下的控制。

　　2. 大幅度增加进口、鼓励进口、消除非关税的进口障碍，特别是大幅度降低高档消费品、奢侈品的进口关税。中国人已成为世界奢侈品最大的购买群体。增进奢侈品的进口，不但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而且有助于促进中国消费升级、培养消费文化，从而推动中国消费品制造的升级。

　　3. 将中国的出口政策从推进调整到中性，经济增长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减少对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的投资，增加国内消费导向的投资，减少企业的储蓄，增加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力。

　　4.推动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采纳许善达先生提出的“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推动中国对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和中亚的出口。

　　5.大力推动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鼓励民间海外直接投资。要求美国等西方经济体减少、取消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限制、阻挠，增加中国人的海外旅游。这应当是中国未来外交活动中加重的部分。

　　6.在承诺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为中长期政策目标的前提下，加快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人民币的贸易结算必须有人民的投资市场为前提，应当研究学习欧洲美元的经验，在香港尽快发展“海外人民币”的概念和市场。■

　　(作者为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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