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乐观”
2006年1月,艾恺对梁漱溟的访谈首次全文发表(《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这个访谈或可算作
在访谈中,梁漱溟将自己一生的探索归结为两个方面——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梁少年时代的苦恼,主要是针对人生问题所发;而艾恺之所问,则关涉社会历史的趋势问题。换言之,前一方面是问:人生好吗?后一方面则是: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调和儒佛,遂在青年时代以不住涅?、不离世间的大乘精神将人生问题做了安顿。之后孜孜奔走数十年者,则无不为了“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中国问题”。故梁之所以乐观,当从他对于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基本判断来看。所幸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也有2006年及2005年的印本。这就是《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后一种偏重于所谓“认识老中国”,前一种则是在特定认识基础上的建设方略。
为什么要建设新中国?因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贫弱崩溃均可归于老中国“缺乏团体生活”这个缺陷。如何救治?通过乡村建设为民族重建一组织构造。在梁那里,这才是“乡村建设真意义所在”。乡村建设无非是从土地开始的国家建设而已———梁生平与不同政治集团的一切纠缠,都同这个基本主张有关。梁并不符合我们心目中“保守主义者”的一般形象,他和当时的激进派一样看到了老中国的缺陷,甚至组织化、政治化的解决方案都是一致的。他的保守不过表现在,坚持必须从家庭伦理着手进行“团体生活”的礼俗建设。这是梁一以贯之的信念。
新中国实际的国家建设并未按照这个信念进行,从这方面看,梁是失败了。他爽快地承认“引进团体生活”——固然以不同于梁的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大贡献之一(《全集》第3卷,页339)。但在艾恺面前,梁漱溟并不认为现代化会让中国社会变得面目全非——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还是那样,再新的“团体生活”道路,都还得从家庭开始。
首先,“家庭”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上升到所谓“天下”?这是基层社会组织如何与代表“天下”的中央集权实际发生关系的问题。对20世纪处于大变化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梁似乎没有科学的考察与全面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
费孝通考察的那个社会,当然属于“老中国”的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梁仅用《礼记》上的材料去描述当时社会的特征就是合法的。“老中国”并不是同质的东西。从“家庭”到“天下”靠的固然是宗法制度,关于宗法制度的确切内涵,特别是它在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上所起的作用,似乎应该多听听中国古代史学者的意见。
最后,关于梁漱溟所谓中国文化理性早启,亦不可等闲视之。按照一些学者的考证,这个形象的中国文化,恰恰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2006年重印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朱谦之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以及新出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张国刚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都是这方面出色而信实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