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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严格来说不是改革再起步，也不是顶层设计，而是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的认定，目前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
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那时候的改革目标很明确，就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目标之下有很多具体改革。
与80年代也不一样，那时候虽然没有那么明确的目标，但是方向是一致的，就是不能再搞计划经济，一定要向市场经济的方向走。
现在的情况同70年代末有些相似，是要明确目标和方向，要解放思想。
如果方向和目标不明确，就一定会影响到具体设计如何来做。
比如医疗改革，各种改革方案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预设目标的不同。
现在参加讨论改革方案的时候，与十年前不大一样：并不是集中精力找出我们的问题，想方设法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而是总要去说我们的经验有多好，别的国家都要向我们学习。一些外国人说我们的好话，或是出于客气，或是出于对他们自己的问题的不满，并不是真的认为我们的经验值得他们学习。我们应该保持清醒。
我的想法是，在顶层设计、具体设计之前，我们应该回到原点，即在方向问题上，要有共同的认识。
我仍然认为，十年前不少经济学家提出的要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应该是始终不渝的方向。
反思金融危机、思考全球治理和中国角色时，应回归最基本的市场经济的原则，即要有严格的财务纪律（financial discipline），要有“硬预算约束”。
在我看来，财务纪律不仅是中国应该做好的事情，也应是全球治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基石。如果我们从2008年以来的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中寻找共同特点的话，就是在不同层面出现财务纪律松弛，最终引发了具有全球性的危机。财务纪律反映在财政、货币和金融三方面。
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有中国目前这样快速的财政收入增长。但是，在如此高的财政收入增长下，每年还仍然有赤字，因为支出和承诺更多。关键的问题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可能每年永远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总会有一个极限。如果继续维持过去的支出增长态势，显然会有危险出现。
中国的M2与GDP之比在2003年达到150%的高峰之后，接下来的五年都有所下降，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情况。但是2008年以后，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ZF发放了大量贷款，结果导致M2与GDP之比较大幅度的反弹，这个趋势仍然在继续。
从微观金融上看，应该说这里面有喜有忧。喜的是，在一些方面，我们的财务纪律非常严格，比如我们的家庭房屋抵押贷款首付非常高。忧的是，一些行业的贷款特别是牵扯到房地产业、基础设施项目、地方融资平台、民间信贷、体制外循环等等，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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