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思亲人,怀故人。在春节前夕,中国掀起一股纪念邓公南巡20周年的风潮。个中意义深远。
20年前,邓公南巡,为当时陷入困境中的改革摇旗呐喊。最近几年,中国改革的停滞乃至倒退,由此社会各方,均呼喊改革需要新的动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最近几年,越南国势蒸蒸日上,其奥秘何在?
东亚崛起,群龙竞舞。以升龙为国都的越南,同为龙图腾之国,其现代化,亦与中国基本同步。目前,亚洲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而在其中,中国,印度,越南的崛起,日益引人注目。龙象之争,世所关注,但是,越南的崛起,却有意无意被国内所忽略。事实上,1986年开始的越南“革新开放”,相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谓青出于蓝。
在政治领域,2002年,国会即可质询中央政治局等核心机构,2006年,越南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国会议员实现了直选,国会甚至可以否决政府总理提出的关于高铁投资的计划。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又党员直选的制度,2010年,越南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干部均需公开个人财产。
越南基本实现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并且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行政权力,基本不干涉法院运作。
在经济领域,越南亦成绩斐然。越南在革新之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100美元,目前则突破1000美元大关。革新以来,越南综合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居东盟各国之首,在亚洲亦仅次于中国。2005年,和越南更被联合国 “人类发展报告”,盛赞为 “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为亚洲国家最低,可谓藏富于民。
越南改革,何以后发先至?
领袖“早死” 国家之幸
打破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是两种不同的能力。
在革命国家,由于革命领袖的巨大贡献,由此享有崇高的威望,由此从革命领袖,晋升为和平时代的全民领袖。
但是,由于领袖的威望由革命派生,由此,继续革命乃至终生革命,无法完成自身角色换转的革命领袖,比比皆是,亦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一直到传统革命领袖自然老去,第二代领袖才有力量启动国家现代化的计划,这种案例,在很多革命国家屡见不鲜。
但是,越南是一个幸运的国家。
其革命领袖与建设领袖,完成了顺利的过渡。
在越南,胡志明是无可争议的革命领袖,其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为越南全国所折服,为全国唯一具有最高权威的全民领袖。
而在1969年,胡志明即去世,在其去世之前,已经领导越南完成了独立,并且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唯有抗击美国、统一南北越南之重任完成到一半。
此时,无论谁继任,都只是完成越南现代化历程的六分之一事业,远远无法与胡志明相比,由此,胡志明故后,越南已经没有绝对权威,强势如黎笋,亦无法制衡党内各种势力,为越南政治的多样性,预留了巨大的战略空间。
胡志明之后的继任者黎笋奉行亲苏反华的政策,在国内推行极端政策,并且启动中越战争。尽管如此,黎笋当政十年间,中间派和改革派,均存留相当的实力,并未如其它国家一样,被残酷清洗一空。
黎笋1986年去世后,继任的温和派长征,即利用其体制内程序,解放了被称为“越南的邓小平”的改革派领袖阮文灵,正是阮文灵的上台,促成了越南全面走上“革新开放”之路。
革命领袖早逝,造成的派系与力量平衡,使越南的改革力量生生不息,生存空间巨大。阮文灵虽然因为改革触动官僚阶层利益而下台,但是,掌管意识形态的所谓“北方派”却始终没有完成一派独大,越南国内亦从来无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残酷内斗。
自胡志明始,越南总共经历过8位总书记,其中,黎笋和农德孟当政十年以上,其它人都是5年左右,代际更替多,新老元老健在者多,越南由此形成了更多的互相制衡的势力。
在九大以后,越南更是形成了三驾马车的格局,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形成分权模式。而在人员构成上,越南形成了南方与北方派系,技术派与意识形态派系的平衡。
缺少强势领袖,使越南幸运地加速开启了现代化历程,整个国家和社会,逐步走向开放、博大与恢弘的气度。
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初级阶段”理论,主张容纳多种所有制;1991年“七大”提出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时代化的“胡志明思想”;2006年“十大”修改党章,明确提出“两个先锋队”概念,即越共“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同时,连总书记竟然都进行了差额竞选。
越南的改革,由此风潮千里。
领袖不幸国家幸,领袖强势国家灾,这种领袖悖论,在后发独立国家中普遍存在。
革命领袖的权威,如果不能及早马放南山,则权力的剑刃,必然伤及民族国家。鼓丘吉尔虽领导英国人赢得二战,戴高乐带领法国人获得新生,但是他们却平静接受自己被民众赶下台。让领袖完成英雄自我消亡,而非纵容领袖以权力的剑刃戕害国家。这样的民族,方富有理性和血性。
领袖的早死,无意中去掉了越南的历史包袱,使其轻装上阵,升龙在天。
十年与三十年
公道自在人心,成败在于时势。
越南革新开放能够迅猛推进,与其特殊的国家发展轨迹有极大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行至今日,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基层。而其起源,其实已经在建国之初。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改革之始,事实上,中国震动在全社会启动改革,比这个时间要晚,大约在80年代初。由此推算,新中国在建国大约30多年之后,才推行改革开放。
当初有经世济民才华的人士,已经在政治清洗中,靠边站了很多年,30年时间,整整跨越一代人,足以摧毁任何正茂的风华。后来培养的青年人,则由于教育的缺失,亦少有建设之才。由此,整个中国,在改革之初,上层改革的设计者和推动群体中,具有现代眼光和世界眼光者,可谓凤毛翎角。“摸着石头过河”,并非托词,而是现实。
但是,越南却不同。
越南在1976年宣布南北统一, 1986年即开始革新开放。
在此十年间,越南的南北经济模式的优劣,对比明显。
南北分治的时候,越南的南方基本上由美国人经营,实行现代体制,经济相对发达,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经济基础。繁荣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泰国。甚至西贡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而在越南统一之后,在南方采取了跟北方一致的政策,对所有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对农村实行集体化,把资本主义“扫地出门”。
南方“北化”之后,越南人发现,不仅北方不行了,原本繁荣的南方,亦开始凋敝。整个越南,就开始了反思和对比,在维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南方搞经济的那一套,还是赢得了相当多的越南高层的认同。
此外,在长期的越南战争中,还有大批的干部,长期生活在南部,他们对于越南南部的经济制度,非常熟悉,对于发展经济,亦多赞同南方体系。
由此,越南在内外交困中,决定革新开放时候,阻力对中国小多了。中国发动了两个凡是的批判,进行了黑猫白猫论的总动员,同时,从1976年到1978年,经过了两年多才实现了核心领导层的和平更迭,完成改革的组织准备。而越南在黎笋去世之后,仅仅半年,过渡书记长征,即高风亮节地将改革派阮文灵推上了前台。
由此,在越南全面推行革新开放时,大批前南越时期富有经营才华的企业家,商人,均有机会复出,贡献其才华,不似中国,经过了整整三十年,曾经富有才华的人已经垂老。越南的经营人才,虽然遇到十年挫折,但是经过蛰伏,依然可以唤醒,并没有出现人才的断代。
同时,大批在南方工作的干部,纷纷进入越南高层,他们相对而言更具有现代眼光,这样,在改革的“顶层”设计上,越南即与中国不同。他们步伐更大,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富有闯荡的勇气。
除越南改革的灵魂人物阮文灵外,前总理武文杰,前国家主席阮明哲,现总理阮晋勇等,都是越南党内改革派的棋手,而现在风头正劲的阮晋勇,正是典型的南方派,他的政治生涯,即从胡志明市发生飞跃。
南北统一至革新开放之间的时间距离,只有十年,不足以摧毁越南的市场经济血脉,抹掉其现代文明的积累,由此,越南的革新开放之后,对于现代文明的承接,比中国成功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