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张五常的读书方法

老张的很多东西真的让我感受到一个学者的自谦,和厚实!一种用心的态度去看待问题时,你就学会了看待为提的方法,也不用真的把老张的东西当做绝对!我们要选择的接受这样的心理!感受一种思考的心态啊!

以下是引用baihul在2007-1-27 8:51:00的发言：

读书最难的不是方法。是读书的兴趣，而读书的兴趣确实不是靠培养出来的，而是源于一种好奇，好奇则是在幼儿时期人人都有的天性，引导得当，则可能成为兴趣；一旦“兴趣”建立不起来，今后做再大的努力都是枉然。

从幼儿“好奇”开始引导“注意”。

很好！

补充的是，有了“注意”，还需毅力，没有毅力，“注意”难以持久。

读了张五常先生关于读书、思考的见解后，深感自己做的不够啊！

的确知识的汲取需要良好的方法才能收到良效，而思考的方法又是比知识更为根本的东西。

希望我们都能实现知识和精神的统一！

谢谢!兄弟一番话使我们受益不浅

以下是引用baihul在2007-1-27 8:51:00的发言：

读书最难的不是方法。是读书的兴趣，而读书的兴趣确实不是靠培养出来的，而是源于一种好奇，好奇则是在幼儿时期人人都有的天性，引导得当，则可能成为兴趣；一旦“兴趣”建立不起来，今后做再大的努力都是枉然。

从幼儿“好奇”开始引导“注意”。

说的有道理啊。中国人的读书兴趣都被应试教育给毁了。闲书不让看，整天做题，看教材，对书就有了厌恶感。

（2006.08.11）发表或灭亡（二之二）

张五常

上文提及，搞学术研究要执着，要有好奇心。然而，七十年代起自美国大学的「发表或灭亡」（publish or perish）的行规，跟执着与好奇混不起来，水火不兼容也。这是悲剧。当时我刚好在那里出道，亲历其境，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给读者说说吧。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的市场好，尤其是经济学。当时一个博士毕业生要在一家不错的大学获得一个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职位，不困难。合约一律三年，三年后续约三年，表现差强人意可以过关。问题出现于作助理教授六年后，校方要决定给不给终身雇用合约（tenure contract），得此约者会晋升为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不获此约要离职——炒鱿是也。

看官须知，博士毕业约二十七岁，六年后是三十三，多半成家立室，得不到副教授去找工作，没有谁不知是被炒，名望较高的大学一般不考虑，较差的也不容易，是可怜情况。是的，成家立室，有了孩子，得不到那纸终身雇用合约惨过败家。重点是争取副教授的终身雇用合约，会否再升为正教授不大重要：做得好的通常再等六年，有些大学要等一世，有些则认为正教授不重要（例如芝加哥大学），「副」之后一两年就升到「正」。

灾难的出现，是越战（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三）。该战对美国的广泛而又深远的祸害，罄竹难书。经济不论，本来发展得非常好的学术气氛一下子烟消云散。首先是美国当时还有强逼征兵制，无端端要青年弃学从军，去打他们不知为何要打的仗，校园动乱，镇压死人。当时美国的「愤青」不少。效果是越战之后，根据某调查，大学老师迫着「放水」，学生的平均成绩上升了不止一个整点（成绩及格是二点零，最高是四点零，平均被逼上升了一点以上，可谓惨情）。博士论文呢？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第三十八个经济学博士，几年出一个（我是五年来第一个），后来一年出五、六个。

助理教授呢？越战后期起要获取终身雇用合约，很困难。当时通胀急剧，大学一般经费不足，不容易通过。是灾难！那些平庸正教授否决某子终身雇用，给骂得狗血淋头不用说，就是真大师也遭侮辱：「你浪得虚名，算是什么？你凭什么认为思想比我高明？敢跟我公开辩论吗？」这些往事我记得清楚，因为当时在系内判断思想受到尊重，有苦自知。在这形势下，大学迫着要找出不可能作出客观衡量学术贡献的客观衡量准则，于是，数学报文章、排列学报高下的蠢方法就出现了。这是今天「发表或灭亡」的成因。不是说在这之前没有「发表或灭亡」这回事。有的，不重视，而重点大学是嗤之以鼻的。

我自己搭上不需要数文章而升到正教授的尾班车，所以能够发表七八篇足以传世的文章。以我的脾性，强逼我发表是作白日梦。不会杀了你，但会认为你是「盲毛」，看你不起。一九六八在芝大，前辈基尔'庄逊对我说得清楚：「要升级，不用发表文章，但要把思想写下来，好叫大教授们可以读；如果懒得写，你要多参与研讨，好让人家知道你的思想是在哪个层面。」六九年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职，算是首份正规工作，起笔就是副教授，有终身合约，几个月后同事给个面子，没有要求也一致建议升我为正教授。系主任诺斯要我提供发表了的文章作支持，我交出六八年发表了的十多页。诺斯问：「还有其它的吗？」我回应：「有的，但那十多页应该足够了。」这是尊重芝大的传统了。

少读他家之作，但去年几位老了的旧同事说，三十年来有启发性的经济文章凤毛麟角。在发表或灭亡的约束下，效果是灭亡！

2006.08.17）创意思维逼不出来

张五常

2006-08-17　11:50:44

在《还敛集》写了两期《发表或灭亡》，批评今天的大学对发表文章的硬性约束。学术研究有多方面。在自然科学中，一个有启发性的思想出现后，往往需要很多验证工作跟进，而这后者可以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但有新意、有启发性的思想，说易甚易，说难极难，其出现一般起于好奇心与从事者锲而不舍的追寻。两样都需要：好奇心的驱使为先，有了创新的理念，跟进的工作「强逼」一下也无妨。

是不幸的问题。学术英雄一般是思想的创新者，跟进的工作，虽然在自然科学上有机会拿得诺贝尔奖，大英雄怎样也算不上。是的，跟进的实证研究容易吃力不讨好，但总要有人做。有些人的想象力有所不逮，难以创新，老老实实地花整生工夫作跟进实证，我佩服。问题是以强逼的方法催促研究，得来的结果可能不是刻苦耕耘所应得，而是废物。鼓励甚或强逼学术研究是头痛话题。一方面，要促长研究，政府或大学可以「强逼」一下，或以什么研究金鼓而励之；另一方面，好奇心之外的物质驱使，逼出来的废物甚多。

同学们告诉我，今天国内的抄袭行为严重，主要的研究学报都间接或直接地受到政府左右，而大家知道，出版刊物有大约束。这些皆不幸。另一方面，北京当局当鼓励学术研究的意图明显。申请研究金不困难（中国可能是今天最容易获取研究金的国家），研究项目称「课题」，政府资助绝不手软。可惜效果平平，学术研究搞不上去。

一言难尽，让我从一些实例说说吧。

百多年前奥国有一个和尚，叫孟德尔（1822-1884），不知为什么想到在教堂的后园种豆作实验：以不同颜色的豆花与不同高矮的豆苗混合培植，种了很多年。控制要小心，记录要详细，然后这个和尚用自己无与伦比的天赋，想出今天所有大学还在教的、遗传学中的孟德尔三大定律。

这个和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小书，手写的，跟着手抄了几本寄给当时欧洲的知名科学家。只有一个回信，说他的研究有意思，要继续。是客套话，而和尚本人不知道自己已经做到尽头，遗传定律就只有他提出的三个。他继续种豆，到死为止。死后五十八年，另一个科学家无意间在旧书店买到一本孟德尔的手抄本，惊为天书，传开了，举世哗然。

当时遗传学说在欧洲搞了很多个世纪，后来的思维集中于达尔文（1809-1882）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论寻求解释。遗传是极端重要的问题，参与者无数。依照达尔文的理论，研究者认为，老鼠的长尾巴显然没有大用场，把老鼠的尾巴切短，一代一代地切下去，后代的老鼠尾巴应该变得愈来愈短。但没有，老鼠尾巴的长度依旧。达尔文的进化论显然解释不了遗传——那籍籍无名的和尚手稿，当时给科学界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

没有孟德尔在后园种豆，后来的生物学家不会想到有DNA这回事；找不出DNA的结构，今天的生物学决不会是那样光芒万丈的。不容易想象有比孟德尔更重要的科学贡献。作学生时我老是问：为什么那个和尚会花那么多年在后园种豆呢？绝对不是为了名望——要死后五十八年才有人知道——半分金钱酬报也没有！答案只有一个：和尚种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的成功当然不可以没有天赋，但比天赋更重要的是他执着，不放手。朋友，一个社会在学术研究有成就，不可以没有孟德尔这种人，而明显地，这种人是不能强逼出来的。

感谢孟德尔，他的行为深深地影响了我对经济研究的意识：以好奇心出发，然后锲而不舍地追寻。不只孟德尔，在他之前的经济学鼻祖史密斯（1723-1790）也是一个。史前辈花了十二年写《国富论》，不为名头，生活有富人帮助，但富人是不管他搞什么的。当年读《国富论》，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十二年怎可以写得出这样的书？一个四十三岁的人怎可以发表这样的巨著？作为教授，史密斯早就以心不在焉而名满英伦三岛，后来辞去教授之职，索性心不在焉到底，到处观察，参考数据，作下笔记，于是学富五车，写成了《国富论》。我敢十万博一，在今天大学的「发表或灭亡」的约束下，这样水平的书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像孟德尔一样，史密斯也是为了好奇，也执着，不放手。

我也好奇，也执着，不放手，六十五岁退休后动笔，写成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有人说我说这三卷《经济解释》高于《国富论》——胡说胡说，从来没有说过，但其它的经济巨著我有没有如此这般地说过我就不敢担保了（一笑）。好奇、执着、不放手，杀出重围之后夸夸其谈一下用不着杀头吧。讨厌那些自己在学问上一无成就而批评我早就放弃了学术的人。在「发表或灭亡」的局限下，这些人变得麻木，不知学术的真谛是什么。

二十世纪的经济学我是过来人，对整个发展的来龙去脉知得详尽，何况在极盛的六七十年代，前后左右的师友皆一时才俊。今天回顾，我想不出在整个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发展中，有哪一项比较重要的思维是因为迫着要发表而想出来的。

回头说中国目今的学术发展，个人认为不对头的，要怎样改进不容易。言论与出版的约束肯定有碍，但放宽了恐怕也不足够。有了创新思维的跟进工作，政府资助会有助，或可强逼一下。问题是创新的、有启发性的思想或理念，是源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不是有钱就买得到，更不容易逼出来。

要培养学子的好奇心，要使他们明白学问的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回报，而尊重甚至仰慕学者应该是教育的一部分了。这是说，今天中国需要的是风气的培养，即是学术气氛的问题。几年前我赞国内的学术气氛好，是指本科生的情况。今天国内的本科气氛还不错，但研究院很有问题。研究院是龙头，其学术成就搞不起，没有启发性，本科早晚会受到不良影响的。

中国开放改革二十七年了。高楼大厦多得不得了；公路兴建得非常快，但还是堵车频频；在缺电的情况下工业产出直线上升。孩子们被父母打得在琴键上运指如飞；什么国际入学试考得美国佬不相信成绩是真的……。这些逼出来的成就，有目共睹，屈指难算。可惜有些事——非常重要的事——是逼不出来的。学术思想的源头逼不出来。与西方的层面相比，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在国内还数不出几个思想大师的原因吧。

很有道理啊。好的方法是不会过时的。

补充一点自己的体会：

学习的系统性，完整性是很重要的。课堂教学过程中老师往往是讲教材按自己的理解和教学需要进行肢解，所以学习的过程中感觉非常的凌乱。我觉得要培养好的经济学感觉，应该把教材通读一遍，可以粗略的看，不需深究。

还有学经济的人应该眼光开阔，衣多不压身，不妨多了解下哲学，历史....之类的，同时多了解时事。经济学还是很有趣的。

当然张老先生的方法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学习。

总之，看后感触颇深。学习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很需要有过来人的指导。掌握好学习的技巧，不但可以事半功倍，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问爱上学习，爱上思考。所以技巧方法还是很重要的。

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大师的方法  聆听ing